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举着丹麦的国旗

　　“南京大屠杀”，一个沉重的话题，一种民族情怀，在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影片中，没有回避、没有偏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沉重历史中的片段展现给我们，也告诫国人勿忘国耻。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在南京犯下屠城的人类灾难，足以让金陵这座石头城，像奥斯威辛一样，成为一块灵魂救赎的庄严圣地。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则说：“奥斯维辛之后只能写奥斯维辛的诗”。这意味着，今天我们也应该谱写好南京那段悲壮的史诗，来让它向人类传递良知的凛然长存。历史是必须记忆的，否则，人类也就难以找到未来的方向。

　　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驻中国第3 舰队司令官在上海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宣称日本空军将于9 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各使馆为保全国民从1937年8月中旬就开始撤侨。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

　　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大举西进，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4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

　　德国人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大批难民涌向红十字庇护的区域。到12月16日，难民所已发展为25个，后来居住难民人数达25万。

　　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百般刁难其米煤供应。为养活这几十万人，国际委员会成员一方面与日军谈判争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购买。贝德士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吃面包，而是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节约粮食。

　　24名外国人救了28万国人

　　《金陵十三钗》，这是一个保护与拯救的故事。有关史学专家说，这情节基本上是虚构的。严歌苓对媒体记者说：“有一点影子的可能就是魏特琳在日记中所提到的她曾经历过的那件事情。魏特琳女士是金陵女子学院的教务长，当时日本兵来到学校说要带走100多个女孩子，她当时实在没有办法就说，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专门干这种职业的？如果有，就不要让日本人伤害那些良家女孩了。最后，当时避难的20多个风尘女子站出来了，使那些女学生们没有遭到噩运。我觉得这个挺震撼的，也就把它写进我的小说里了。”

　　与真实历史相比，无论具体的情节和细节是如何不同，底层人挺身而出保护他人、舍身忘我拯救他人，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在南京的“安全区”，外国人保护了大量中国百姓；同样，在二战时期，上海敞开胸怀，接纳和保护了大量犹太人……这都是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开始。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纷纷撤侨，英美记者被迫撤离。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使日本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人撤换回国。此外，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两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名难民。

　　得到西方侨民救护的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感激地称赞他们是“活菩萨”“守护神”。难民们说：“使（南京）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

　　在这些外侨中，费奇与中国的缘分也许是最深厚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费吴生，因为他生于苏州。父母是传教士，早年从美国来到中国。

　　1937年12月19日，费吴生与贝德士、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学，看到一个姑娘正被三个日本兵和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追赶，费吴生一把将姑娘推进自己的汽车，关上车门就向校门外开去。日本军官悍然横马挡在车前，但是马害怕汽车发动机声闪到一边，费吴生等人便开足马力飞驰而去。但在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

　　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此文后来又经缩写，刊载在当时美国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文摘》。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费吴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带到英、德、美国。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目睹了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辛德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那里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1948年11月4日，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