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能够把一个“冲、繁、疲、难”之地治理得好的，那才叫做真正有政绩——对今天来说，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而丢官的。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贪婪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云云，语气非常不客气：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都反映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乌纱帽也丢了。所谓“吏民条言”和“吏民言”，正是群众对两个县长的批评、揭发、举报之类。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考核

体制内的“三等九级”与体制外的“万民伞”

不过总体说来，古代对官员的考核相对还是比较全面的。

西晋时以四条标准考核郡、县官员，这四条是：正身（个人品质），勤民（为百姓办事），抚孤（抚恤孤老之人），修人（帮人改错）。北魏考核官员分为三等：上上、中中、下下；上上者提升，下下者免官，中中者不升不免。北周考核官员制定了6条标准，这六条是：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擢贤民（推荐人才），恤狱讼（执法公平），均赋役（合理征收赋税劳役）。

唐代的考核非常完善。一年一考，其中文官的考第是三等九级，参考标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二十七最”是区分不同职务所定，偏重行政能力和绩效。比如“法官之最”的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公允”；“学官之最”的标准是“训导有方，生徒充业”；“校（书郎）正（字郎）之最”的标准是“雠校精审，明于刊定”，颇似现代出版总署对编校人员的考核，规定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几，等等不一。

台湾史学家黄清连在《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中，编过一份唐代官员九等考第的品评细则：按职设目达到“最”者，加四善俱全，就评“上上”，一最三善或无最四善，可评“上中”，一最三善或无最三善，可评“上下”；一最一善或无最二善，可评中上，一最或无最而有一善，可评“中中”，倘无最无善，但“职事粗理”，可评“中下”。再往后是“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评“下上”，“背公向私，职事废闻”评“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评“下下”。能排在中等三级的，起码可以保住职位或官阶，列入下等三级的，依次是革职降级，听候监察部门查处，直至“贪浊有状”移交司法部门，跟今天的“优秀、良好、一般、及格、不及格”差不多，但唐朝对考核不合格者的处理则比今天要严厉得多。

古代官员政绩考核多为内部进行，但也并非意味着完全不重视民间的声音，例如“万民伞”的把戏，那是百玩不腻的。在古代，习惯上州县长官离任时，总希望当地百姓搞一点纪念活动，以说明自己“官声卓著”、“遗爱民间”。老百姓不得不配合，省钱又省事的办法是，送给离任长官一把有绅士们签名的“万民伞”，寓意是阖境绅民都曾得到这位长官的庇护。

还有一项离任的仪式就是“脱靴遗爱”。唐朝时有个叫崔戎的好官，在任华州刺史时做了很多好事。后来任满离开时，百姓们都不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拉断了他的马缰绳，脱掉了他的官靴。后来形成习惯，明清时州县长官无论清浊贤愚，离任时都要搞这么一出把戏，在出境之前，由绅民拦路替官老爷脱掉那官靴，算是留作纪念。

汉魏时代就有了民意评官

往前追溯，民意评官的源头当是汉魏时代的乡议选士制度，就是从最初的选拔官员要听取群众评议，逐渐发展到考核官员时也要参考群众评议。当时，有很多基层官员因为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而飞速升官。比如，在《汉书·循吏传》中，朱邑就是因为受到群众拥戴，由乡干部一下子升为太守卒史；召信臣也因为得到了群众的好评，由上蔡县长直升到零陵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