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起事在前，却不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先。孙中山认为是方法不当，组织松散无力，决心“以俄为师”，以俄共经验改造国民党，把俄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和集中制的组织模式全盘移植到国民党来，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苏共组织方式显然与欧美民主政党体制大相径庭，国民党中多有欧美知识背景的人，对俄国人没多少好感。但国民党是以孙中山为政治轴心的政党。早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就有打手摸宣誓效忠他个人的帮会做法，所以孙中山对接受苏俄的集中制没有多大障碍。在苏俄的大力援助下，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接受了“反帝”的口号，建立了黄埔军校，创建了一支有“主义”的党军，一跃成为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是立足于他的民族复兴立场的。他既要接受苏联援助，又不想开罪列强各国，在反帝的态度上往往首鼠两端。这让苏俄方面很是有些恼火。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愤愤地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孙中山是很讲实际的政治家，只是在他的联俄政策与其他列强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之后，才有了激烈的反帝表现。1924年10月平息商团事件后，孙中山才改变过去“外交纯恃内政”的观念，接受了共产国际把中国黑暗落后的根源归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宣称中国纷乱迭起的原因“不在内政”，“而在外交”。但他很清楚宣传口号和外交行为的区别，并不采取实际的激烈行动。且不说国民党内一直有怀疑和不赞成孙中山联俄反帝政策的保守势力，即使是国民党内最激进的势力，也是有既定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所以，国民党的反帝姿态主要是为实现国家统一而采取的策略手段——对外是为争取列强支持而使用的“以夷制夷”的谋略，对内则是以民族主义宣传民众的革命动员手段。这与苏俄和中共奉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的世界革命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另一方面，苏俄方面是把国民党看作是包含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以中共党人加入的国民党的所谓“党内合作”方式，营造成为影响其决策的内部党团，进而采取离间政策，制造左中右，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思维和作法。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由于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政治目标不同，发展越快，分裂越快。在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轴心，群龙无首。中共反客为主，争夺党政控制权，共产国际甚至还企图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政党”，从而引出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孙的继任者，无论是蒋介石、汪精卫，对联俄联共都有过积极的表现，胡汉民等甚至还提出过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但最后的分道扬镳仍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蒋介石等人的认识，也是先左派，后中派，最后是新右派和杀戮共产党人的反动派。
关于这段国共由合而分的历史，人们最感兴趣的一般是在“分”上。对于国共破裂的经过和责任，近年来大量解密的俄国档案证明，苏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无疑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的替罪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中间地带”的革命》认为国共破裂的根由从结盟之日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共信不立，苏俄对国民党的渗透力量越深入，遇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结果当是可想而知。
从“西山会议派”、廖仲恺被刺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到兴兵北伐，国共矛盾一步一步激化。北伐战争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高潮，也造就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敲响了国共破裂的丧钟。到北伐战争打倒长江流域时，联盟中积累已久的各种矛盾全面发作——共产国际的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中共的进退维谷，动辄得咎；国民党的派系交恶，党军相伐；工农运动的无法无天，自掘坟墓；外交的四面树敌，内政的左右失调等——联盟破裂的种种败象，彻底暴露无余，根本无法转圜。共产国际为了维持合作局面，在国民党领袖之间纵横捭阖，大搞权谋，更是促使了破裂的及早到来。
关于这段国共合作历史，研究著作已有不少，披露了许多史实。现在很少有人还会认为，当北伐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时，后方以工农群众为名发动“痞子运动”抄没他们的家产、斗争他们的亲属，是“天然合理”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能够胜出一筹的，不仅有史料的丰富，更是有史观的发微。该书阐发了苏俄输出革命对中国政治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发人深省。
1.苏俄输出革命所以产生“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效果，这是因为苏俄的“集中制的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专政”，这些具有鲜明专制色彩的经验，只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才有“极大的市场”。
2.国民党引进苏俄党军一体的体制，是“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孙中山想以党魁身份，通过党治形式来实现高度集权，即所谓“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并为此改变了三民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天赋人权”诸说。国民党接受了苏俄“以党治国、以党统军、以党统政”的方法，既为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整合了军事力量，也为以后的军党一体、党赖军存、以军统政的军事独裁打开了绿灯。
3.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主义是要维护世界自由竞争体系的，资本垄断不能突破这个底线。从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表明，西方世界已经多少认识到，“殖民地多少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利润的主要因素”。如果沿着这个理路再进一步探究，苏俄提出的中国社会性质是所谓“半殖民地”，也是很可商榷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并不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称为是“条约国家”。所指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国家政府被这些条约牢牢地束缚着，主权是不完整的。当然，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无疑是实现民族独立的象征。但也要看到，这里客观上也隐含着迫使传统中国接受国际社会规则，实现从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的时代要求。所以，争取国家主权完整的正途，当然首先应是内政的修明，外交斡旋有力，革命可能是最无奈的选择。
4.孙中山接受反帝口号，近交远攻，是为了利用外力统一中国。但他借助的外力，却恰恰是对中国有领土扩张野心、专制传统深厚的两大恶邻——俄国和日本。与孙中山的革命功利主义不同，苏联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出革命，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物力，并非完全是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极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强调说：“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苏共领导人为在东方社会打入一个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楔子，可谓不遗余力。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公布档案材料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苏俄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虽有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追求，但在扩张性上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不分伯仲。所以，在中国当时的舆论中，日本为“黄色帝国主义”，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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