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着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