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董必武。董必武对她说：“你过去不是在朱家骅手下做过工作吗？现在朱家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秘书长，你可以利用老关系找他，要求进中央党部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我们党搜集情报，这是很重要的啊！”周恩来也对她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不久，沈安娜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了朱家骅。

　　“你是从浙江来的吗？”朱家骅问。

　　“是啊，我千辛万苦来到武汉，请主席安排我工作，我要为党国效劳啊！”沈安娜回答。

　　“容易容易，中央党部正需要速记。”朱家骅紧接着提到了一个让沈安娜内心十分矛盾的问题，“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加入国民党？这是沈安娜事先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她想到董必武、周恩来都要她抓紧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便立即说：“在浙江时我还年轻，没有参加国民党，现在可以加入吗？”

　　朱家骅对秘书说，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特别入党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批准手续很快。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是由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家最高咨询机关，中国共产党的七位代表，除了毛泽东外，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朱家骅让秘书通知沈安娜，叫她随机要处的老速记员一起，到国民参政会上去担任速记。沈安娜第一次坐到了高层会议的主席台上。

　　周恩来让她做无名英雄

　　1938年8月，沈安娜在董必武的指示下，与丈夫华明之一起，以工作人员的身份随国民参政会去了重庆。

　　到了重庆，沈安娜即向重庆八路军通讯处（次年1月，更名为八路军办事处，正式挂牌办公）报到。不久，沈安娜便拿到了国民党特别党证，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秘书长甘乃光和另一个中央委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党政编号前标有一个“特”字，这成了沈安娜的一个护身符。

　　这年的冬天，沈安娜得知重庆“八办”要送一批青年去延安，内心产生了不小的波澜，她向周恩来提出，“让我到延安去学习一年吧！”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摇头说：“别说一年，去一天也不行。去了延安，你就回不了中央党部了！”

　　经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劝导，沈安娜当即表示一定会在国民党机关扎下去，今后一辈子为党做情报工作。在这次谈话中，她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这是我60年前对两位伟人的承诺，时至今日，我始终实践着这一诺言”,1998年沈安娜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的一篇文章中说。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作了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他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做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炮制了两个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编写了名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中央全会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这些会议都是由沈安娜担任速记。此时的她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冒冒失失了，她已经学会了隐藏自己。解放前曾和沈安娜一起参加过国民党会议的速记员居正修曾回忆：有一次我到沈安娜家里，房门开着，我把门关上， 指着收音机上的频道， 轻轻地告诉她，晚上什么时间收音机开到这里， 是中共的邯郸电台， 我天天收听， 这里消息是真的， 不是我们会上听到装装门面。沈安娜似乎听不懂我的话， 没有答话， 也不开收音机， 和我说旁的事情了。当时我还以为沈安娜不喜欢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现在回想这件事， 真是好笑。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根据沈安娜的表现，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因情况特殊，沈安娜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原地等待组织的联络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十分猖狂，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损失惨重。

　　1942年秋，沈安娜的上级联系人徐仲航打入国民党的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在一个下属部门当上了处长。为了更好地抵挡顽固派的审查，取得更有利的掩护条件，他想为自己搞到一个国民党员的掩护身份，并且希望用三个中央委员介绍的那种特别入党办法，这样才能免去许多麻烦，尽早取得国民党党证。

　　沈安娜利用关系很顺利地找到了三个介绍人，并弄到了一份特别入党的申请表格。徐仲航拿着表格走了，可到了约定的下一次取情报的日子，他却没有来。

　　这对沈安娜夫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了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把柄，他们赶紧清理家中的文件、材料和可能引起怀疑的书籍、信件，趁着各家各户烧火做饭的时候扔进灶膛销毁了。

　　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担心徐仲航是否能顶得住，不知道今后的工作要通过谁来联系，也想到了各种随时会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打击。

　　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再没有另派人来恢复与他们的联系。在他们与上级失去联系的这段日子，他们没有停止情报的搜集工作，但看着这些已经搜集到的情报，无法送到上级手中发挥作用，他们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

　　不久，中央党部给沈安娜分配了一处较好一点的职员宿舍，可他们担心搬家之后会失去上级熟悉的联络点，于是她想了一些借口谢绝了。

　　从1942年到1945年整整三年时间里，他们掩饰着内心的煎熬与期待，默默地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务员生活。

　　毛泽东：这是玻璃瓶里面押宝

　　1945 年10 月，周恩来特派随他由延安一起到重庆的吴克坚与沈安娜夫妇恢复了联系。

　　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沈安娜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6 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第二天如何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通常是他们的会议刚结束，会上的情况就被沈安娜连夜送交南方局。沈安娜常把国民党中央开会时的一些情况和会场的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都记录下来，及时传给中共中央。中央领导看后，常笑得前仰后合。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