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同志说：“遵义会议和西安事变是张闻天一生中贡献最大的两件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大发挥了他善于协调善于团结的个人特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为全民抗战的形成并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在保安接待了共产国际派来的“特使”潘汉年，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听取了他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以及和南京接触谈判的情况。8月10日，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浩、凯丰、洛甫、李德、尚昆、周兴、小开、稼祥、泽东、恩来、伯渠、林彪、罗迈、定一、博古、克农、亮平”.这次会议促成了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根本转变，会议形成的《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要推动南京进一步向抗日方面转变（动摇）》等三个文件，成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思想源头。

　　1936年4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刘鼎到西安，让他担任中共在西安张公馆的常住代表。8月9日，张闻天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又联合署名致信张学良，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

　　1936年6月30日，刘鼎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要中共帮助他训练干部并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日，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说：“张学良自南京回来后，马上要求我党加派领导人才去东北军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7月2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主张大胆地在东北军中发展党的组织。在张闻天这个大胆主张的背后，我推断，张学良的入党问题，此时已经基本敲定，否则，张闻天是明确表态不主张在东北军中大量发展中共党员的，因为，若张学良不是党员，在东北军中大批发展党员是不合适的，即：就在两个多月前的5月1日，张闻天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东北军问题时还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基本上是政治争取东北军使其走上抗日的道路，“就是有要求入党的，我们也要说，抗日是最主要的工作。”

　　8月15日，共产国际回电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我们认为，你们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利用这种接触来开展我们对张学良军队的工作，加强我们在他的各个部队中的地位并在士兵群众和军官中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但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但在8月30日，张闻天以“洛甫”署名致电王明说，张学良专机的飞行员政治上不可靠，他要求中共帮他物色两个飞行员并马上到岗，请问莫斯科有没有适宜人选？如果没有，能否找两个美国飞行员来。张闻天说，如今，张学良的周围，蒋的探子越来越多，但估计蒋在西南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还不会真的动手。我们及张学良等都在加紧准备。

　　由此可见，张闻天虽然尊重共产国际，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原则，张闻天是很能坚持的，特别在同张学良的关系问题上，张闻天是完全能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的。

　　正因为这样，中共“逼蒋抗日”的英明决策，才会变成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实际行动，12月12日“西安事变”终于爆发了；也正因为这样，“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当日就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重大情况。

　　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文彬、洪涛、亮平、伯渠、欧阳钦”出席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对“除蒋”、“审蒋”以及“以西安为中心，成立新的政府”的意见，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张闻天坚持主张，要高举抗日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新的尖锐矛盾面前，我们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只有党的策略正确，才能领导我们的事业，走到顺利的道路上。张闻天的这次发言以《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为题编入《张闻天文集》。

　　张闻天的发言，能如此高瞻远瞩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张闻天深知张学良捉蒋的真正动机。正因为这样，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张闻天坚持和平解决不动摇。当时，很多人要“审蒋”、“杀蒋”,但张闻天一直很冷静，他认为抗日是关键，大局第一。当张学良放蒋后，蒋却背信弃义，扣留了张，结果，很多东北军将士被激怒了；杨虎城对和平也动摇了；他们坚决要打，要把张学良救回来。在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之时，张闻天亲赴西安，和周恩来、博古等共商争取和平的合作抗日大计。尽管此时，张闻天和张学良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但在“战”与“和”的问题上，张闻天最后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了两党合作抗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