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军登陆之时，唐景崧就已经安排家小化装逃离“总统府”.4日，从基隆突围出来的守军来到台北，他们拥入“总统府”,要求唐景崧率军再战。可唐景崧表面应承，当晚就从后门溜走。他先是藏入德国商行，随后又跑到了沪尾港的船上。

　　“总统”弃台而逃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台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愤怒的沪尾要塞守军听说唐景崧潜逃至此，开炮轰击了他的座船，并且封锁了港口。但是，两天之后，唐景崧还是藏在一艘德国商船的舱底，带着家小逃到了厦门。他一同带走的，还有20万两国库库银。

　　还在台北南部率义军巡防的丘逢甲，听说唐景崧携款潜逃，咬牙切齿地说：“吾台其丢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6月7日，侵台日军缓过劲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台北。10天之后，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日本以此为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并把6月17日定为“始政纪念日”.

　　但是，日本宣布“始政”的同时，更加汹涌澎湃的抗日保台运动也开始了。

　　黑旗将军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6月11日，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在台北集结完毕，随即派出一个中队作为前锋，直奔新竹而来。半途中，这个中队被四面赶来的义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逃回了台北。

　　这时的新竹，已经成了义军聚集之地，时人记载：“不期而会上万人，漫山遍野。”但是，义军毕竟多是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乡民，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大多还是刀枪弓箭这样的冷兵器。22日，日军大部队在重炮支援下，攻取了新竹。

　　自从登陆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一路没有碰到有效的抵抗，这让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据日军所着《台湾征讨史》记载，在他们眼里，清军不堪一击，义军蜂起，却是“乌合之众”,“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

　　占领新竹之后，北白川能久下令“南征”.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南征”的命令下达了，却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往南进攻。

　　日军占领了新竹城，城外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包围之中。义军以劣势兵力、劣势装备，不断地袭扰、打击着日军，甚至还三次攻打新竹县城。

　　焦头烂额的日军暂缓“南征”,转而以残暴的扫荡，打击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抗日义军的领导人丘逢甲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丘逢甲部队很快被打散，他躲入深山，后辗转内渡。

　　台湾抗日义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桦山资纪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黑旗将军刘永福。

　　刘永福在1894年9月来到了台湾。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正酣，调刘永福入台是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只是，这个举措更像是借刘永福的名气壮壮声势而已。

　　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挫法军，威名远播。清政府“招安”了黑旗军，却始终不相信这支反清出身的队伍。“招安”之后，黑旗军被调回国内，随即开始逐渐裁撤。刘永福则挂了个广东南澳镇总兵之名，不予实权。

　　到刘永福调往台湾时，他手下仅剩300余人黑旗军老部下，临时招募乡勇，凑了千人之数。到台湾后，刘永福的职务是“帮办”,还是没有实权。

　　当年“招安”刘永福的唐景崧，这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即便是到了台湾存亡之际，唐景崧也没有放下猜忌、提防之心。

　　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刘永福建议全台防御统一部署，并主动提出率黑旗军协防台北地区。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唐景崧拒绝。刘永福被派驻台南，唐景崧自己驻守台北，总揽军政大权，

　　自称儒将的唐景崧犯了兵家大忌。其时，台湾驻军加上临时招募的义军，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这些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被分散到台湾各处，看上去全盘防守，实际上处处羸弱。

　　结果，唐景崧直接指挥的台北防御被日军轻易突破，唐本人当了13天“总统”就仓皇弃台逃命。台中地区清军防守薄弱，自发而起的义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生生扛住了日军一个月之久。

　　但是义军的抵抗至多是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聚集在台南的黑旗军成了保卫台湾最后的希望。

　　获悉台北沦陷、唐景崧逃跑后，台南数千民众聚集在刘永福府门外，三次给他送上新铸的“总统”金印，刘永福都恳辞不收，坚持以朝廷册封的台湾军务帮办之名领导抗敌。这个说法出自刘永福口述的《刘永福历史草》，时人所记多从此说，但是在此后刘永福发布的公告中，有一些是以“总统”署名，似乎他还是接受了“总统”之职。

　　刘永福是否接任了“总统”,牵涉到“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时间，史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是他成了抗日保台的实际领导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后，侵台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诸公误我”

　　日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了如指掌。刚刚攻入台北，桦山资纪就给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写了一封劝降信。他并不认为刘永福有资本与之一战，信中说：“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这倒不是虚言。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抗日义军，确实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桦山资纪的劝降信通过英国商船转交，战时的混乱让这封信直到8月23日才到达了刘永福手上。同一天，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

　　彰化的黑旗军和义军总数才3000人，不及日军的五分之一。彰化似乎成了日军唾手可得之物。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永福给桦山资纪写了封回信，不但义正词严拒绝投降，还劝桦山资纪“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同时，刘永福给驻守彰化的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发电报：“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彰化当时还是座小城，城中无可防守。吴彭年把防守阵地摆在了城东的八卦山上。八卦山之役成了抗日保台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

　　是役，3000名彰化守军与15000人的日军血战了三昼夜，黑旗军将领吴彭年战死，义军首领吴汤兴战死……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

　　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战斗过程中，日军主帅北白川能久见久攻不果，骑着马到前线督战，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身旁爆炸，坐骑当场被炸死。事后，日本的媒体大肆吹嘘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是不久之后，北白川能久病重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份，北白川死在了台湾。让北白川能久“病重”的，应该就是那发炮弹。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