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人夸张地讲，梁启超在船上当夜就学会了日语，梁启超自己也说不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在五个月里学会读日本书、念日文--即便这样也是很快的学习速度了。在日本，他的大女儿梁思顺给他做秘书当翻译。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欧美革命思想的书籍和历史名着在日本大为流行，如《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梁启超在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七八种报纸，最着名的就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他公开批评满清政府，要求废除专制。他还介绍了大量西方变法改革的经验，并第一个把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的国家学说介绍到中国。

　　这期间，他还曾到美国考察半年，广增见闻。他还曾经和孙中山合作，但后来两人分道扬镳，根本原因就是梁启超一直认为光绪是位开明的皇帝，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当时革命和立宪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

　　1907年，梁启超和蒋智由、陈景仁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发表宣言，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二、厘定法律；三、确立地方自治；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这是他们要实现新的国家形态的梦想。政闻社的许多成员后来回到国内，在各省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广阔的视野让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东渡一年后，他讲到自己的感受：“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逝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这几句话简洁地描绘出他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他在《新民丛报》上讲“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原注：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目睹中国之现状，他的忧患意识喷发出来：“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他希望全国人民都听得见他的呐喊，都像他一样，参加到救国之大业中来。

扞卫民国 旗帜鲜明

　　民国初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中国社会曲折复杂多变。但辛亥革命成功建立的民国是主体，没有谁能够逆历史潮流而动。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十五年，极其兴奋地回到祖国，希望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但都不到一年就退出来。军阀任意横行、鱼肉百姓、污辱民国，官场中，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逆之则锄而去之。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他自己也组织学会，组织党派，希望有所作为，但在军阀混战中，终难有所作为。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着文鼓吹帝制。梁启超立即意识到这是帝制复辟的序幕。时任袁世凯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秘密到津，在中国银行总裁汤觉顿家中会晤梁启超，共同商议发难，梁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他们选择云南为首先发难之地，理由是蔡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云南革命运动的掌舵人，声望高，于军界政界均有好友和拥护者。

　　梁启超于8月22日，怀着不忍坐视袁世凯及六君子“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的态度，竟夜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檄文，让汤觉顿和范旭东赴上海和北京在报刊上发表。9月1日，他还堂堂正正将此文呈请袁世凯阅览。袁派内使夏寿田赶赴天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遭到梁启超的拒绝。袁继之又派人威胁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则以蔑视愤慨的语气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使来者尴尬，无言以对。

　　梁启超讨袁檄文于9月3日先在北京英文《京报》汉文部刊出，随后《国民公报》转载。从4日起，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上海各界抢购传抄，为前所未有，威力震动了全国。

　　1915年11月17日，蔡锷由京到津，19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然后经上海（有一说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7日到达昆明，联络旧友，国民党温和派和进步党人士加入进来，于22日在昆明召开独立大会。25日，云南宣告独立，组成滇黔护国军，蔡锷任总司令，兴兵讨袁，全城欢呼、悬灯结彩。此后，梁启超也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南下上海，为护国军起草了讨袁檄文和宣言，多次致函蔡锷，在战略战术、组织宣传、对外方针方面，予以指导。他还联络策反黔贵粤等省共同反袁。广东省督军龙济光谎称赞成反袁，实为袁之死党，枪杀了前去策反的汤觉顿及其赞成反袁的部下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此即“海珠惨案”,梁仍期望龙能转变，只身入粤而谈，以乡亲之谊诉说，也陷入险境，幸得他人相助，逃出一劫。

　　当此之时，反袁声势席卷全国，东南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焦劳羞愤，宣布取消帝制，于6月6日死去。一场丑剧就此结束。

　　袁死后，1917年7月1日又出现张勋复辟，梁启超与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籍忠寅等研究系同仁在饮冰室开会，商讨反复辟事宜。梁启超起草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此时让梁启超想不到的是，康有为竟然署名拥护复辟，于是他秉笔指斥康有为。有人对此表示惊讶，梁说：“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梁启超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以真理为重，对扞卫共和政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旅欧一年 思想巨变

　　梁启超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到欧洲考察。同行者一共七人，包括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及杨鼎甫、刘崇杰、徐新六。

　　在欧洲一年多时间，梁启超在英国和法国停留时间最长。他参观了欧洲的国会、银行、商会、教堂、农村、城市，对欧洲社会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收获颇丰。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也引发了他新的思考。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十分萧条。恰逢天气寒冷，烧的煤比金子还贵，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梁启超感慨，欧洲文明源远流长，又一向以个性解放、自由、法治着称，怎么会发生世界大战这种灾难，怎么会有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