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人类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伟人，他将悲剧艺术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的悲剧冲突依然停留在好人与坏人之争以及上帝（命运）与人之争，则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等则开启了性格悲剧的先河。
换言之，我们曾以为，遭遇苦难是因为坏人和坏命运造成的，但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性中藏有一个魔鬼，它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力量，当我们正视自我时，人才得以成为人。
莎士比亚是最早在文学领域中将人性善与人性恶加以区分的作家，由于二者尖锐对立，他建立了一种赏心悦目、极富戏剧性的艺术样式，这一天才发现衣被西方文学300余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依然能看到莎士比亚的光芒。
中国社会的启蒙已历百余年，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难称完成。这决定了，我们依然无法建立一种理性的高度去俯视人生，去面对现实的种种遗憾。我们仍然在用实用主义而非理性主义在干预现实，指望在缺乏基本价值建构、基本制度关怀的前提下，去实现良好的秩序。在此背景下，重读莎士比亚，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正是因为莎士比亚对中国的巨大现实意义，民国时徐志摩、梁实秋、朱生豪等曾相约合译《莎士比亚全集》，遗憾的是因徐英年早逝，梁、朱皆非诗人，因此只能用散文体各自完成一个译本。
然而，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史上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剧作家，这与我们的认知正好相反。此次译本采用诗歌体，是为中文版的首次。对此，该全集的责任编辑冯涛有话要说。
田汉最早白话翻译莎剧
莎士比亚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白话文应该是在1921年，是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
在这一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有很多翻译家来做这个事情，朱生豪先生当年以一己之力，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翻译了31部剧本，其中有些历史剧和喜剧他是略有删节的，因为他认为原作中的一些话不必都翻译过来，那时上海处于孤岛时期，物质匮乏，更不用说研究资料以及版本的匮乏。
新中国成立后，以朱生豪的译本为底本，遍邀全国莎学界学者、翻译家校订、增补，当时认为有37部剧本，所以其余的6个剧本用的是方平、方重、章益、杨周涵译出补齐的，这是我们大陆的第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
莎士比亚原作都是诗
以后有译林出版社1998年的译本，同样是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底本。1957年时，台湾学者也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底本，出了《莎士比亚全集》。十年后，就是梁实秋先生又推出了一个版本，也只有37部剧作。
这四个全集有两个体系，一是朱生豪体系，一是梁实秋体系，都是散文体的翻译。但莎士比亚剧本原本就是诗体剧本，因为伊丽莎白时代就是诗剧时代，我们出版的这套方平先生的译本，是华语世界第一套的诗体《莎士比亚全集》。
除了诗体之外，还由于它的晚出，得以充分吸收国际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比如把目前国际公认的39部莎氏作品全部收入（增加了历史剧《爱德华三世》和传奇剧《两贵亲》），另外增补了张冲老师翻译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确认是莎士比亚作品的长诗《悼亡》。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出版在中国的出版史上肯定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用生命翻译的一套书
这套全集的译者方平先生是2008年9月份过世的，我听方平先生的儿子说，先生过世前，他在病床上，基本上脑子已经糊涂了，但他捧着一本《莎士比亚》，一直在念，觉得自己好像还在修订、推敲字句的。这真的非常感人。
我们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先把样书给了方平先生的儿子，他马上给我回了电话，说太好了，书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清明节扫墓他要捧一套给他的父亲看看，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以诗译诗不容易
以诗译诗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非常难。在华语界，曹禺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个诗体的译本，而真正开始大规模尝试以诗译诗的是孙大雨先生，因为孙大雨先生既是诗人又是教授，他当时有个完整的理论的，首创以“诗组”代原作音步的译法，他译了八部作品，包括四大悲剧。再有就是卞之琳先生，他在大雨先生译诗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顿代步、等行翻译”法，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作为其诗体翻译成果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方平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思考到底要怎么样以诗译诗。方平先生反对“等行翻译”法，认为削足适履，他特别强调莎士比亚作品的演出性，他不赞成只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案头阅读的文本，而同时也应该作为演出的文本，那么它就是应该用来“读”的，是能像台词那样说出来的。
做精品书不是件容易事
这套全集大部分是诗体，诗体是分行排的，这就使我们这套《莎士比亚全集》是华语世界篇幅最大的《莎士比亚全集》。所以肯定是最贵的。
既然大部分是诗体，我们计算稿费就要按行来算的，不是按字数来算，我简单估算了一下，按这个方式来计酬的话，比按字数来计酬，稿费要多出一倍。
方平先生对莎翁非常痴迷，一直想有个机会真正做一套莎士比亚的全集，当时他已经70几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衰病之躯扛着几乎扛不起来的重任。我很幸运地做过方平先生的另一部重要译作《呼啸山庄》的责编，因此和他也有不少接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外国文学几乎全面崩溃，做什么几乎都卖不动，后来渐渐好转。
方平先生去世之后，我愈发觉得出版这套译本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