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本书还应归于您的大众文化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吗？这种关于人生智慧的文字和您的学术研究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
答：这本书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延展。学术教会你思维方法，学问跟人生不是分开的。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学术研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比如读小说，我近来读了严歌苓的新书《妈阁是座城》，觉得它对人性的观察很深入。从这部书你可以看到严歌苓对于赌徒的心态，对于人投入赌博后的状态有极深的体察感悟。这种赌徒的心态就是人生的一种形态，这种在欲望面前的无法自制常常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遇到的，就能从中既看到人性，也悟到人生。你会发现文学作品里的人生，和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殊途同归的。
人情练达即文章
问：严歌苓曾讲过，她写《扶桑》和《人寰》时，她父亲立刻指出，不能这样写下去了，文学不是理性的、概念的，你必须捡回你的形象思维，否则你将无路可走。您也常提到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对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影响？
答：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做人非常谨慎，待人谦和善良。他对自己的学科非常专注，且做事细致认真，专注于学问。他写一篇文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反复推敲，我完成一篇小文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经常说，您做事怎么这么慢呀？他就告诫我：你做事太毛糙，太简单！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别是我年轻的时候。
问：您刚才讲人情世故、讲表达，我觉得都涉及“得体”和“分寸”的问题，在您的记忆中，您的父辈学人在做人的“得体”和“分寸”上，是如何把握的？
答：他们都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礼仪，比如称谓问题。一次钱锺书先生给一位学者写信，称“某某兄”,那个学者当时才20多岁，而钱先生已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了。其实这和这位学者的年龄无关，也并非钱先生很赞赏那个学者的学问。而是钱先生遵守着传统中对年轻人的称谓，如果他非亲属又非师生关系，书信当中也要保持这样的称呼。有这么一个规矩，实际是保持一种尊重感、分寸感，这是一种微妙的传统礼数。钱先生对这种礼数是绝不会错的，虽然他在私下场合也开玩笑，甚至在文章中可以读出他的清高，但是他与人见面总是要恭恭敬敬的。
在北大，我经常碰到白化文先生，是一位大学者，我们尊重的老先生。他的学问很高，但是白先生每次见到我这个晚辈都一定要寒暄，并且寒暄的时间会很长。这是北京的“老礼儿”.识礼、得体，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问：您墙上挂着一幅星云法师的书法“观自在”,这个“自在”和您刚才说的“得体”有没有冲突？一个人，如何“自在”?又如何“得体”?
答：星云大师也给我启发，去年我们在佛光山做了一个“对话云时代”的活动，他心胸开阔，能够接受新的事物，看人生很有一种行云流水的超越的智慧。强调自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这个“自在”,我认为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内心。你看，“自在”前有一个“观”字，“观”是什么？这就是一种“间离”的效果。儒家文化中很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讲究“敬”;道和佛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心的自由，讲“静”和“净”.你在社会上的表现得体，你的内心就会获得更大的自由；相反，如果你的自由表达触犯了他人和社会，那么你的自由也将受到妨碍。
闻一多先生说，戴着镣铐跳舞。如何在人生的“自在”和束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所谈的“得体”和“分寸”.
问：看来做学问和做人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答：对！学术训练其实对做人是很有帮助的。融会贯通以后学问是打通的，可以用阅读文本的方法来阅读人生。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够观察到一些年轻人的缺点，是我对自己的毛病能够做反思，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长时间的学术训练，自我批评，然后发现我今天做得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善于反思，就是因为缺乏“学术训练”.我这本书其实是在运用学术训练。我常说，求实，是做学问做出来的。比如，我时常说我这个人不是特别理想化，这是个最大的缺点但也是最大的好处。有些人特别理想化，他不是不聪明，特别聪明，但是他们的聪明都偏于理想化。理想化当然有一个好处是对人生执着，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理想化以后容易不够理性，理性判断缺乏。所以我的不是特别理想化，在文学方面，就使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一些比较准确的预测，如预测大众文学的兴旺、中产阶级的崛起等。因为理想化成分较少，所以比较求实。因为你最后要对，不是按照理想对，而是按照事实情况对。实践检验真理，非常重要，最后看着实际情况跟你说的对，而不是说你这个话在当时你可能“理想”,我要坚守，别人一听很感动，但这个没有用的。所以我的这本书也是，我对年轻人的看法的要求是求实。另外是低调。由于求实了所以低调。因为你会发现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而学术训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能够换位思考，这一点对于人，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意义重大。
钱锺书先生最赞赏的人是“文士”、“通人”,就是通达之人；他最看不起死读书的“学者”,认为读死书，不能融会贯通是最糟糕的。我是做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我发现把这些思想方法应用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上，也能够很好地得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