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京漂”解决住宿的办法主要靠租房子，宋代名将韩琦在《安阳集》中称，“兹乃常事”.朱熹《朱子语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为了省钱，不少京漂族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凶宅”凑合，宋洪迈《夷坚丁志》“戴楼门宅”条记，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入京师，僦居戴楼门内，所处极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可见，如果单从居住来说，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

明清时期会馆成为北漂首选落脚点

梁启超婚房曾设于广东新会会馆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现代的首都北京，这一时期的京漂族已与现代无异，多来自南方，乃名副其实的“北漂”.

　　元朝时北京城称为“大都”,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连不少“老外”都漂到了大都。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其在游记中所记述显示，当时的大都确是“宜漂之城”,相当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

　　明代北京城给北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除了租住旅店、民房外，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会所”.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晚清诗人龚自珍曾居宣外上斜街的番邑会馆。“以会馆为家”的北漂也不鲜见，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时年18岁的“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梁启超，来京参加春闱，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当年冬天，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因没房子，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群体的存在。当年，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由于所带盘缠不多，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

　　到清代，京城会馆更多。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光绪年间更猛增近400处，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且有“举子会馆”和“商人会馆”之分。会馆在方便北漂的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到北京混”的欲望，致使明清时期北漂人口大增。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