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特务落网

　　1953年2月26日晚，一架美制无标志C-47型运输机从日本冲绳机场起飞，偷偷窜入我国领空，向两湖地区飞去。飞机上坐着“自由中国运动”“龙山组”的4名武装特务：组长刘玉麟，组员金辉、李大年，报务员郭士杰。他们空投的目的地，是刘玉麟的家乡湖南省龙山县黑龙岩。

　　深夜11时许，4名特务空降着陆后，发现着陆地不是原计划的黑龙岩，而是与之相隔数十里的湘鄂川交界的湖北省来凤县。 3月1日，4名特务在来凤县腰带山被包围，组长刘玉麟拒捕，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其余3名缴械投降。

　　湖南、湖北两省公安机关联合组织专门力量，对3名特务进行突击审讯。金辉等人供出，“龙山组”属“自由中国运动”的“湘西总部”,该“总部”还有40余人在日本茅崎营地待命，准备分批空投到湘西、鄂西和粤北，4月底5月初还将在湖南永顺县空投一个组。 3名特务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南公安部时任侦查处长苏宇涵研究，拟逆用“龙山组”,掌握敌人的动向，相机诱歼空投特务。

　　经过短期的准备，逆用“龙山组”电台同敌台取得联络。经过几次来电回电，“龙山组”假基地初步取得了敌人的信任。

歼灭“永顺组”

　　1953年4月中旬，敌方负责人蔡文治来电：“辉兄注意安全，近日250组空降。 ”4月26日凌晨1时左右“永顺组”被投到湖南省花垣县四、五区交界的下坝嘴，与原计划空投点相差30余华里。

　　由于我们通过“龙山组”台已经掌握了“永顺组”空投的部分情况，“永顺组”一着陆，即被发现。空投下的4名特务2人被击毙，2人被生擒。“永顺组”组长黄强麟在审讯中，将敌人的组织和空投后的任务全部向我们做了交代，积极要求立功赎罪。经公安部同意，我们将黄强麟关押在监狱内使用，要他按敌人事先的约定，以密写信件经香港通信地址与蔡文治联系。

诱歼“邹敏政组”

　　我们逆用“龙山组”的主要目的，是要吸引控制敌人的空投，因此，同敌人通报联系以后，就逐步开始诱骗敌人空投补给。

　　6月中旬，敌方在稍事镇定后，决定月底空投补给。7月27日凌晨1时，美机误将“邹敏政组”及5包物资错投到了与原定的铁炉坡相距100多华里的桑植县。

　　我们原在铁炉坡已经部署下一个营的兵力和公安干警的包围圈，要求将空投特务全部生俘。由于美机错投，未能按计划及时包围，邹敏政及一名组员在当地群众追捕时自杀，只捕到报务员一人。我逆用“龙山组”电台抓住美机错投这个口实，把责任推卸给敌人。

　　两次空投均被歼灭，蔡文治为安全计，短期内不再派飞机飞入，将补给方式改由香港派人携款潜入广州。我方按照蔡文治制定的联络暗号、时间、地点，派李大年在广州准时接上关系，顺利将经费和密码拿到手。

停止逆用“龙山组”

　　1954年初，敌情发生了重要变化，根据我情报部门获得的信息：蔡文治系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命令，与中国台湾国民党特务系统合并。 2月初，蔡文治发表《告全体同志书》，其中声明，已空投到大陆的组台案卷不交台湾，仍由美国掌握。

　　湖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 （此时大区撤消，杨奇清、苏宇涵已调回公安部）都在考虑，蔡、蒋合流，“龙山组”究竟隶属于哪家？姓美，还是姓蒋，急需弄清楚，不然无法开展斗争。

　　当时，我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要求技术部门测定敌台位置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台湾；二是通过联系，正面迫使敌人交底。

　　直至1955年4月，台湾方面才被迫答复“龙山组”,组台隶属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合并后的几个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对“杂牌军”怀疑多，信任少；情报要的多，补给少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继续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联系，利少弊多。

　　于是，公安部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意见，决定有步骤地停止逆用“龙山组”,并最终于1955年8月，中断了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