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受干扰，在机关院子借了一间别人搁置不用的房间。房间是老式的，据说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冬天暖气夏不透风，里面呈长方形，采光很不好，白天也得开两个灯。资料、书籍、生活用具都各就其位，固定不变，感觉完全是一个手工作业的工场。这里在别人看来是乱七八糟，在我眼里则是“井井有序。”抄写到手僵硬的时候，停下来烧一杯咖啡。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直直地对着墙壁，慢慢喝这杯咖啡，是一天中最愉快的一个瞬间。邻居一个小男孩不时进来捣乱一番，顾不上和他纠缠，每次拿两块方糖来换取几小时的安宁。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累得弯腰勾背，穿过一片黑暗向家属楼走去。嘴里不由自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感动十分凄凉。想想过两个小时天就大亮，到处一片沸腾，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而我却会拉起窗帘，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我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我渴望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
体力已经明显地不支，深夜上楼的时候，手扶着拦杆，要在每一个拐角处歇一歇，才能继续往上走。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些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对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专车上刻着“路遥专用”几个字。这已经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待遇了。他们谁能相信我披一件棉依浑身酸疼龟缩在一个破房子里，一天有时只凑合着吃一顿饭，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粟。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受，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也许这些情绪极端了一些。记得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在《欧根·奥涅金》中对此也过类似的情绪。我想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但肯定会有人支持这种看法。姑且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留给读者去评说。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跟。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一事无成可能一生相安无事并可能种豆得瓜。在这样一种机关，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孩子们最忙，晚睡早起，勤于功课；其次是太太们忙，早出晚归，忙于上班；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
如果有企图“成名成家”,不免会有暗潮涌动，让你大乱方寸。由于各人对生活的理解大有差异，这些冲突就是自然现象。虽然文学圈子并非全都如此，但了不是言过其实。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毫无疑问，我国的文学体制也需要深刻的改革。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当时的状况中，我无力对所有的一切做出反应。为了完成作品，即使有屎盆子扣在你头上，也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坚信生活将最终会对是非做出判断。31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中篇，观点大同小异。
很多人在愤愤不平地抨击瑞典皇家科学院那几位年迈的老人，为什么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
于是，找来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代表作，抽空翻了翻。的确有些很不一般的表现。但无疑和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西蒙、塞拉、伯尔、伦茨、幸格、伯乐赫斯、马尔克斯、略萨等西方和拉美现代派大师比较，还有相当大距离，要谈不到超越。可是，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而要认真分析，认真思考。只有看清你所处的环境，才有可能看清你自己。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
问题又回到了写作前那个老地方--只能按自己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当然，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动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完全清扫干净，只留下二十本稿纸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然后一个人在苍茫的暮色中来到古城墙下的环城公园。望着满城灯火，想了许多事。过去的、现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别人的；家庭的、个人的；社会的、国家、世界的。只有这个时候，才完全离开作品，可以想想别的事了。同时想应该用一整天时间去买几身衣服，买一点像样的生活用品，把自己打扮一下。一年多来，一切生活都是凑合着过，边件换洗的衬衣都没时间去买。并不是完全轻松了
下来。
没有。远远没有。更严峻的问题就横在面前。
按当时的文化形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选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表现，和当时文学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作品感兴趣。另外，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空信任呢？更重要的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尤其是杂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我完全能理解。
大概由于我曾是《人生》的作者，还有定程度的可信任性，因此问题还算顺利的解决了。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警意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射望新先生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使它能及时和读者见面。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是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葵、朱寨和曾镇南。蔡葵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虑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和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葵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开始，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镇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由于几位我国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