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7日，“中央社”社长曾虚白与移存台湾“中央银行”放满黄金

    从1948年12月起到1949年5月，大量黄金被源源不断地从大陆运到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究竟运走了多少黄金？这些运台黄金、银元及外汇是如何使用的？1949年之后大陆还有多少黄金库存？诸多事体，说法纷纭，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1948年12月1日，是国民党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船员范元健和其他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深夜12点，“海星号”没有按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

    随后，一队队老百姓模样的挑夫，出现在不远处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侧的小马路上，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了“海星号”.隔天，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称中国国库黄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运走。这一报道是真的吗？

    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是当年亲历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深入研究、探访，向笔者完整披露了事件的真相：60余年前，国共和谈破裂，在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下，国民政府从上海分批秘密迁移巨额国库黄金、银元及美元到台湾，以期另起炉灶“建设复兴基地”.

蒋介石意欲另起炉灶

    1948年8月，淮河两岸战场上，国军覆军折将、人地尽失。同时，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失控与混乱中，许多上海滩的富人开始计划逃离大陆。政权行将崩塌，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趁势要求蒋介石“下野”.

    10月9日，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首次谈及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虽然此时国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但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原存上海的黄金及银元，分批运送到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尔后，没收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现约值98.5亿美元）。

    1948年11月底，俞鸿钧收到蒋介石一纸密电，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蒋介石选择台湾作为栖息地，是采纳了其幕僚、地理学家、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张其昀的主张。

    1948年12月，蒋电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陆续运往台湾。

    对蒋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00多万两黄金、400万枚银元，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基隆。

消息泄露酿惨案

    意外的是，12月1日秘密装船挪移当晚，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住在华懋饭店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西望，见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抬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凭着专业的直觉，他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向伦敦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次日，英国报纸即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了“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消息。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随即，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更如“雪崩似地狂贬”,完全失控。

    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为挤进银行，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50伤的“黄金挤兑惨案”.

    但这更促使蒋介石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

    1949年1月1日，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此时，淮海战役中，国军完败，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因此，他欲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财界对此意见不一，财政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他担心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半数军费。

    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蒋经国日记》）

    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到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也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不过，1月10日（其中的10万两）、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当时位于厦门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

黄金去向记录缺失

    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

    由于有当时吴嵩庆签订的那份草约，“央行”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黄金，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记录。”吴兴镛研读父亲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船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蒋介石《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存放在鼓浪屿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的金银、外汇最终去向何处？

    这些黄金和外汇均以“军费”名义入库，由蒋介石直接控制，以支持1949年年内与解放军作战之需。近百万两黄金与3000万枚银元直接运抵鼓浪屿作为军费，而1亿两的银锭则可能直接运到了台湾。

    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刘存才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1949年，刘存才抵台后，担任第11中队作战室上士文书，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他指出，当时“国军”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起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撒了一地……第20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汤恩伯运出20万两黄金

    蒋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认为，“以蒋介石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蒋介石“请经国兄催办”.这催办对象，指的正是刘攻芸。到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刘攻芸。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至此，南京国库已然清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约300万两。

    等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月。他也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23日李离去后，上海滩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3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5月中旬，蒋连续给汤发了5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亲笔信之外，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亲笔留字条，要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调动的运金船，除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两天两夜后，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而“汉民轮”更迟到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里爆炸，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启锚。

首批黄金成新台币发行准备金

    5月28日，上海解放。而据上海当时的地方志资料记载，在国民政府离开之后，整个上海所有银行里的黄金加在一起，只有6180两，占当时原有国库黄金不到1%.

    上列第一批200多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与俞鸿钧受蒋介石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

    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国民党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据丁雯静考证，“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4年的经济计划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对着民众挥手微笑时，其实正心头苦涩：一触即发的两岸战事、60万大军的给养，正快速吞噬着运台黄金。周宏涛在回忆录中称“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只剩三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却在此时爆发，美国转向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大陆运台黄金，退出历史舞台

    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回台湾、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国库”.此前，由鼓浪屿秘密金库运来、存于吴嵩庆个人户头的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成为蒋事实上的“小金库”.随着“小金库”撤销，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5月，国民党的卢秀燕、廖正井、罗明才、罗淑蕾等4名“立委”在“央行”副总裁杨金龙的陪同下，前往文园“国库”参观发现，当时库存的总数1361万两黄金（价值新台币7000亿元），被安静地放置在架设整齐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数量和黄金含量，都清楚标示，其中108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