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回忆梦魇般的往事

时间:2015-09-29 08:01来源:大西北网-福建党史月刊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移,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的时候,“四人帮”的魔爪悄悄地伸向他和他的家庭。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被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邓朴方被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关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最后,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邓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

 

父亲特别的爱


    1969年,林彪发布了着名的“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后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当时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


    父母的慈爱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扬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读书学习,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十几年后,邓朴方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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