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等书中，都收入了“文革”期间的两封重要信件：一封是章士钊写给当时行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封是毛泽东接到章士钊为刘少奇求情的信之后给章的回信。现将原信全文引录如下。

章士钊劝刘少奇“先图利之”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毛泽东字润之）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应为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革”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减，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崎龁（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躁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踞（长跪）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囊（从前）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如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章士钊谨启    毛泽东回信“个别人情况复杂”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现在还未见到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那封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请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导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到章的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全文如下：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1967年）3月10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尚难”如同章士钊那样对其予以“肯定”.

    在造反派“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在造反派的眼里，像章士钊的具体情况，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用不完的。章先生这样经历复杂的民主人士，能够这样做，非常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