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文人的“春运”之路

时间:2016-07-01 08:01来源:大西北网-沈阳晚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冰心怎样回家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北京教书的冰心正忙着打电话订票,准备回家过年。


    冰心干吗这么急着回去呢?原因有三:


    第一,她接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得知母亲病重,需要回家探望病母。


    第二,当时正是废除旧历、推行国历、要把除夕和春节这些传统节日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大家在公历的元旦过新年,到了农历的大年初一反而要照常上班,所以冰心只能赶在元旦以前回家,等到春节就没有假期了。


    第三,那时候交通落后,回一趟老家要花很长时间,无论过农历的新年还是公历的新年,都得提前好多天出发,才有可能及时跟家人团聚。


    那时的交通究竟有多落后呢?咱们看看冰心的回家历程就知道了。


    12月14日那天一大早,冰心就给中国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订一张去上海的船票。


    为什么去上海呢?因为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从海军部次长的位置上卸任以后,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所小洋楼,做起了“沪上寓公”,所以冰心每次回娘家都得去上海,而不是回她的祖籍福建。


    为什么不订机票或者火车票,而要订船票呢?不订机票是因为中国航空起步太晚,在1929年还没有出现航空公司,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机票;不订火车票则是因为战争,早年的战争切断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线。


    既没有飞机,也不通火车,那冰心能不能像现在的小白领一样直接开着车上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冰心没有汽车,就算有,她也开不到上海去--路况太差,加油的地方太少,还没过黄河就得抛锚。


    在当时的环境下,冰心从北京回上海,最快捷也最安全的方式是走海路:先乘坐“平津列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轮船去浦东,继而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换乘无轨电车去上海法租界,最后雇人力车回家。这也是冰心的计划。


    冰心先通过北京的旅行社订船票,旅行社的人告诉她,年假(指元旦假期)快到了,回家过年的人特别多,这几年船只非常拥挤,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有舱位。冰心斩钉截铁地说:“那就订19号的,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她订好了船票。


    轮船在12月19日出发,所以冰心必须在12月18日赶到天津。她去车站买18号的车票,发现火车站很拥挤,二等列车和三等列车的票早卖完了,于是她花高价买了一张“平津特快”.


    12月18日下午4:50,冰心登上火车,当天晚上7:00抵达天津。从天津车站出来,冰心乘坐公共汽车去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候第二天的轮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上了船,进了自己的舱位。她买的是“官舱”,相当于飞机上的公务舱或者火车上的卧铺包厢。“官舱”是收入较高的乘客才会乘坐的,低收入群体一般都是买“统舱票”,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但是冰心发现那官舱也很拥挤:一个七八平米的小舱,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独自一人外,其他乘客都带着孩子,箱子、篓子堆满一地,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冰心在自己的铺位上蜷曲着休息(空间太小,没法把腿伸直了睡觉),孩子的哭骂声、茶房的吵闹声、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油味和脚臭扑面而来。到了夜里10:00,那艘船才缓缓开动,直到12月22日晚上6:00,才抵达终点站:上海浦东。也就是说,冰心在船上整整待了三天。


    如果加上冰心坐火车去天津的时间,以及在天津等船的时间,那么她在路上总共花了四天时间。而且这四天是在拥挤和嘈杂中度过的,用冰心自己的话说,“这一百多钟头之中,我已置身心于度外,不饮不食,只求能睡。”为什么不饮不食?没胃口!


    如果不是战争切断了京沪之间的交通线,如果冰心能坐火车回上海,是不是很快就能到家呢?也不是。早在1924年,周作人的同事、在北大教书的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看望女儿,坐的是二等快车,上午9:00出发,第二天晚上8:00抵达苏州,然后还得换乘沪宁列车,又花了将近一天才到上海。可见坐火车并不比坐轮船快多少。


    从北京去一趟上海,走海路得花四天时间,走陆路得花三天时间,您可以想见民国时的交通有多么落后。


    鲁迅的漫长返乡路


    但这还不是最落后的,毕竟上海和北京都是大都市,都是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如果回小城市过年,旅程会更加艰辛。比如说鲁迅吧,当年他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在北京买下第一所房子以后,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他的行程是这样的:


    凌晨启程,雇人力车去北京前门车站,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当天下午抵达天津。


    在天津换乘津浦列车,一天一夜以后抵达浦口。


    在浦口雇人力车来到码头,坐上轮渡,渡过长江,又雇人力车去南京火车站。


    在南京车站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一天以后抵达上海。


    在上海找了家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凌晨雇人力车去车站,挤上去杭州的火车,中午抵达杭州。


    在杭州找了家旅馆,一边休息,一边打电话订船票,又经过一天一夜,终于把船票拿到手,然后又在旅馆等船。


    一天以后,轮船开行的时间到了,鲁迅雇人力车去钱塘江码头,坐上了去绍兴的轮船,又过了整整一天,船只抵达绍兴。


    鲁迅下船,雇轿,坐着轿回到绍兴老家。


    这一路上,鲁迅不停地更换交通工具,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光火车就换乘了四次,全程花了将近一个星期!


    以前看《鲁迅日记》,发现鲁迅自从1912年去北京工作以后,一直到1926年辞掉铁饭碗,当中只回过两次绍兴,很奇怪他为什么回去得如此稀少。现在我明白了:一是因为春节时很少放假(1918年以前,鲁迅供职的教育部从不在春节期间放假,后来才象征性地放假两三天),二是因为回一趟家太累,太耗时。鲁迅从轮船上下来,为什么最后一段路程非要坐轿?肯定是一路上的颠簸使他受够了洋罪,想坐坐轿子犒劳自己一下。


    那些不回家过年的文人


    更多的名人则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教书的沈从文夫妇从不回老家过年,既不回沈从文的老家凤凰,也不回张兆和的老家青岛。为什么不回去?沈从文给大哥写信的时候说:“苦难处并不是别的,只是无那么一笔钱罢了,只怕路上用钱多,超过了我们的预算,回不来可不好!”(《沈从文全集》卷18)


    再往前追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定居的郁达夫也从不回家过年,原因无他,也是因为旅途艰辛和路费太贵。曾经有一年夏天,郁达夫一咬牙,从北京回了富阳老家,走到杭州就把路费用完了,“不得不步行出城。”(郁达夫《还乡后记》)还有一回是想去上海会见留日的同学郭沫若,筹划了半天,终于没有成行,因为他“在最近的时期中弄不到车钱”(1923年3月7日郁达夫写给郭沫若的信,收入《风雨茅庐:郁达夫回忆录》,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还有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四川文学家吴虞,他在北京住了五年,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而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儿则远在成都老家。为什么他不回去跟家人团聚?因为回去一趟太难--得先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坐轮船到宜昌,再从宜昌换小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雇船到嘉定,再从嘉定步行回成都。1922年夏天,吴虞回过一趟老家,6月8日从北京出发,到7月3日才抵达成都,全程居然花了25天!这25天连船费带车费再加上饭钱和住旅馆的费用,总共用去两百块大洋!(详见《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两百块大洋是多少钱?郁达夫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提到过,一个在上海卷烟厂上班的女工,全年不休息,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刨除伙食费,一个月只能挣到五块大洋,如果她想攒够从北京去成都的单程路费,得努力三年半。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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