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七滴汗

时间:2016-11-10 08:01来源:大西北网-北京晚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咬紧牙关。在咬紧之前一刹那,我几乎把自己的舌尖咬破,终于买下汪曾祺的一通信札。这件东西只有一页,“北京京剧院”的八开500字稿纸。信的内容有近400字。收信人是《人民文学》杂志当时的编辑涂光群。可惜没有见到这个信的信封。信的内容如下:


    光群同志:


    前寄一信,请代为把《晚饭后的故事》中“倒呛”字改为“仓”字;郭庆春细看了科长一下,“发现她是个女人”一句删去。想当达览。


    后来又想起一处,即在郭导演与科长结婚后,下面有一括号“(此处略去一段)”,这一句也请去掉。


    这小说所写的模特儿是我们一个很熟的人,我写时一直颇有顾虑,怕对本人有所伤害。因此,你们发稿前最好寄回来让我看看。或看看校样。


    我二十四日应《北京文学》之邀,到青岛去住半个月。如有事联系,请在半个月之后。


    今年北京奇热,伏案写一短信,即已汗滴纸上。你们终日看稿,其苦可知矣。


    敬礼!即候诸相熟同志安好。


    汪曾祺


    七月二十二日


    《晚饭后的故事》这个小说,我已经没有印象了。甚至,如果凭空判断,要么这个小说后来发表时更改了题目,要么根本就没有得到发表。凭空判断是危险的。其实,这个小说也多见于汪曾祺的选本文集。这个小说最早刊发于《人民文学》1981年第8期。那么,这通书信大致也是写于1981年。那年夏天非常热吗?这我怎么能记得啊。这个小说,居然就连我这样对汪曾祺作品熟悉的人都感到陌生,可见它的不大起眼。当年一本月刊的出版发行,最晚也在月底。8月出版,7月底汪先生还要一而再地去信叮嘱代为修改,由此可见作者的焦虑有多么严重。让我设想一下,稿件寄出以后,作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张大着眼睛,又有多少个白天吸着香烟枯坐在沙发上啊。他好像是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亏心事。他觉得这真是一个麻烦。汪曾祺的写作是没有底稿的。他在默默回忆着已经寄出的作品里每一个段落,完全是在凭借着记忆进行“遥控修改”.


    小说是虚构的,这似乎已成为常识。人物、故事、情节,甚至细节、对话,等等,都要虚构完成。可是,一个写作者也别装样,往往出自真情实感的诚恳写作,打动人心的写作,怎能来自“虚构”!虚构,是那么容易的吗,真那么容易吗?如果当我们的写作完全陷于“虚构”的手段里,我们的写作必然失去诚恳和动人。那些强调小说就是“虚构”的人,要么典型外行,要么就是不负责任。当然,我的这样见解,也不一定周到。但是我反对小说就是“虚构”.小说,也可以“非虚构”,甚至大多动人的小说一般出自“非虚构”,所谓的虚构不过就是一层外壳,一层包装,无非就是人名、地名、性别、方位、生死的编造表达,以及同生活真实的相反结果。海明威深爱的女人明明活着,可他一般都是将她“处死”.天啊,就是这么回事。


    汪曾祺的这个小说,《晚饭后的故事》,我早先是读过的。现在找出来一看开头,没错,是读过的。只是记不清楚了。重新读过。我觉得汪先生的这个小说真可谓一篇“为写而写”的作品,文笔固然老到,精彩之处频现。我还是以为,这个小说算不得汪曾祺的优秀代表。原因何在?我想,作者面对这个作品,他完全是被“顾虑”束缚了。他的虚构远远被真实打败了。他的虚构无力超越真实啊。他作品中个别极其美妙的地方,甚至明显带有他的老师沈从文《边城》的影子,比如,翠翠在岸边喊渡船上的爷爷,爷爷,爷爷,你回来,我要你。在汪先生的这个作品里,主人公默想往昔的“初恋”和她的女儿,而正是这一刻,自己的女儿却在喊他,爸,你进来,我要你……


    《晚饭后的故事》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叫郭庆春的城市苦孩子,少小学戏,倒仓没倒过来(我不懂倒仓,瞎猜就是发育期换嗓子吧),只能去做沿街挑担子的小商贩。他的“初恋”也弃他而去。国家解放了,换了人间。郭庆春从街头巷尾被收编到文艺界,并且被一位“老革命”杨科长相中,结婚有了女儿。郭庆春后来愈加风光,成为戏曲舞台和电影的知名导演,在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飞来飞去。再后来,他招收学员,一个报考的女孩子似曾相识,原来这个女孩子就是他“初恋”的女儿。


    结合这封给涂光群的书信,我们不难明白作者的顾虑所在。他的写作是有真实原型“模特儿”的。他担心这个作品会伤害到熟人。我相信,汪先生在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一直都有顾虑,一直都在竭力删减。他的顾虑和删减,就如同一个被主人刁难的园丁面对一株花卉,最后,花朵被剪掉了,叶片也被剪掉了,唯留下枝干,所幸这枝干还算风骨可嘉。设想,郭庆春第一次见杨科长,“发现她是个女人”,这一笔若还保留,这个作品必然生出眼睛,这个作品就活了。此外,还会具有生动的社会学意义。从战争中进城的将军们无论新婚再婚,对象总是城市里的知性气质美人儿。从战场上转业到城市里工作的女性,她们的目光往往渴求着那些帅哥“小鲜肉”.郭庆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大约就是那个最初年代第一批“小鲜肉”.现在,作者不在了,想必那“模特儿”导演夫妇也不在了。汪先生当年因顾虑删去的文字内容若能修补回去,这个作品真可称道,相信也会使读者印象深刻。


    另一个话题。因种种体制制约,城镇人口的流动比较凝固,一个人的职业环境也比较凝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创造动人作品的最大难题和障碍。所以,中国作家写小说,你不能不“虚构”,也即从外国其他作品文本甚至影视剧中借鉴“抄袭”.你一点都不能真实,否则你将面临各样的尴尬和麻烦。可是,我们的虚构又是如此的虚弱。


    再一个话题。我父亲在重庆渣滓洞国民党监狱蹲过两年,从1947年到1949年。后来于国军撤退大屠杀前夜被民主同盟的张澜点名营救出狱。他晚年撰写渣滓洞回忆,参照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样子。可是没写到一半,国共双方的隔海炮击结束了。他的“革命化”写作告一段落。后来又续上写作,还没热身,海峡两岸通航了。他又停下想找个新的角度再写。他真的续上了。结果刚要高潮,国共又握手亲切见面了。他彻底放弃。写作的真实,好似受到天气阴晴不定的干扰。真那个!


    文学写作,在一个特定环境里,最大困境就是追求真实的勇气。其实,勇气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勇气也会伤害别人。我要说,要说,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环境允许,一定要流动起来,不要一生拘泥于一个小环境,拘泥于一个小圈子,拘泥于一两种职业,拘泥于一块情感土地,两个晚上拘泥于一张床铺。总之,年纪轻轻的人更不要以文学写作为职业,况且文学市场也养活不了你,况且你的所谓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虚构。


    夜深了。我又拿起汪先生的这个信。那个炎热的夏天,他对编辑的劳苦表达出同情尊敬。我在纸面上果然找见他汗滴的浸染。数了数,大大小小的汗渍,有七滴。


    2016年10月22日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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