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建钟鼓楼广场的计划，是抗战胜利不久，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提出来的。八年抗战，创巨痛深，战后重建，自为举国关注、万众期盼之事，然而怎么建，建什么，尽管当时尚在重庆的内政部曾有公函（第○一七六号）提出：“我国过去都市发展一任自然，漫无准则，殊不足以发扬文化、整肃观瞻”，要求各地“值兹胜利复员，各大都会之复兴及公共房舍之重建，亟应通盘规划、缜密设计，俾能适合现代之需要、树立百年之宏规”， 但是地区不同，当地执政者想法不同，各地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建钟鼓楼广场，不用说是当时陕西、西安战后重建的重要计划之一，但却明显提得有些仓卒而缺乏慎重的考量。西安市档案馆藏1945年11月9日《陕西省府第八十八次例会临时动议》称：
市政府建设科特别注意钟楼根某药房侵占人行道，饬由省会警察局萧局长勒令拆除。据报该商已领有许可证，主管人员办事疏忽，决定缴销许可证，不准建筑。乃为将来计，市区道路等级，由建设厅查案公布（仿照杭州市办法），并先拟具计划呈核（嗣后市区房屋拆修一次须让进一次，最低限度建筑两层楼房）；再城内难民所修之茅房，按照建设规则，尽量取缔减少，藉整市容。此外，应在钟楼周围开辟广场，以备举行各种集会。去年委座寿辰时，本主席曾谓抗战胜利后，此楼可改为‘凯旋楼’，周围亦可放宽，楼上可做民教馆书报阅览场所。先由市政府会同建设厅设计。
如此大的工程，在省府的一次例会上“临时动议”，而且是在研究钟楼盘道改造和“取缔减少”难民茅房之后，作为“此外”的问题和钟楼的修复一起提出来的，不免太过草率和随意，显见省府当局事实上对于此事的可行性和将来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思想准备。而1944年9月刚恢复成立、由陆翰芹主政的西安市政府，看到省府已然有此拟议，脑子一热，同样未做仔细的斟酌，即雄心勃勃地提出包括整修钟、鼓二楼和开辟钟鼓楼广场在内的市政建设计划，并急不可耐地通过新闻媒体，向外界放出风来，意谓“战事结束，复员工作亟须加紧推进。西安市府近拟于本市钟楼与鼓楼之间辟一广场，以便民众集会。计划业经拟就，惟所需迁建费极巨，俟筹款办法商妥后，即可进行”（1946年1月12日《黄河晚报》）。1946年1月15日上午，市府建设科还专门召开了“钟楼四周马路放宽讨论会”，确定广场四至：“东起北大街，西至鼓楼西，南起西大街，北至粮道巷南口，东西约长三百五十公尺，南北约宽二百三十公尺”，并且认为这个广场具有如下一些优点：一，“能包括钟、鼓两楼，在任何一楼上均可做讲演及广播之用”；二，“四周均临马路，自成一体，不为任何路所割断，较为方便”；三，“广场内之地皮大半为西安市政府与（省）社会服务处所有，迁建时较为容易办理”；四，“居西安市商业区之中心，市民开会与阅览均较为方便”。才过一周，1月21日下午，市长陆翰芹更在市府会议室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开披露了他的包括辟修钟鼓楼广场、整修市区干路、恢复自来水建设、购买公共汽车、整修下水道等的整个市政建设规划，敞言市府自恢复成立以来，因为抗战及财政困难，无暇也无力推行市政设施，现在抗战胜利，建国开始，这些设计依法交市参议会研讨后，将根据市上“自治财力”情况，自即日起逐步实施，并表示要“实干到底”。
如此一来二去，市府要在钟楼、鼓楼之间辟建广场，便很快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二
抗战好不容易结束了，不久就又要大兴土木，辟建钟鼓楼广场，此计划一经见诸报端，立即在古城掀起轩然大波，质疑、反对之声勃然兴起并日渐高涨。陆翰芹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西京平报》便率先作出反应，刊出题为《停止辟建钟鼓楼》的社论，批评市府恢复成立一年多来，“除税款加重，多了一些管民的官吏外”，市政、教育、治安、卫生及有关人民福利方面，“略无建树”，时间与精力都消耗在“等因奉此”等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了。现在总算弄出个“建设西安的大计划”，并且发誓要“实干到底”，其成与不成，另作别论，还需拭目以待，但眼下急切要弄清的，一是要顾及市民的负担，二是得分清轻重缓急，因为西安“人民经过八年苦战，已经闹得精疲力竭，目前急需的是休息，是轻税减政，并不急需什么民众集会场所与花坛等装点门面的建设，希望停止改建钟鼓楼的计划。”
紧接着，附近商民也到处呼吁。因为钟鼓楼四周久为西安繁盛之区，商户林立，辟建广场势必拆毁不少民房，因而商民听闻这个计划之后，无不惊骇，而“惊骇之余”，又群情惶惑，四处哀告。商民张只安联络新亚药房、肇丰德、恒新和、天生周、老万全、大中电料等商号，联合致书省参议会并请其转咨省政府，说“抗战八年，商民等感卜式输财之风气，懔覆巢之明训，对于抗敌建国大业，虽在万分困难之中，杂派频繁之际，莫不踊跃输将，竭尽人民之义务。幸敌寇投降，战云风消，我领袖一再昭示国人，同期与民休息以培国本，今竟兴不急之务，拆毁房屋，使商民等有流离失所之虑，实深骇惧！”诉称“自胜利降临后，商等遭受物价惨跌之影响，已属一息仅存，今后尚拟调整业务，再图中兴，而政府以商民荟萃之区，改建民众集会场所，权衡轻重，审查事理，实非所宜。且西安房屋困难，已属严重问题，商等如失此根据地，势将转入沟壑而为饿殍矣！”永丰泰皮货店老板则联络南大街复信银号、北大街经世书店、东大街永盛协果店、西大街益世药房等东西南北四大街五十多家商号，直接呈文西安市政府，抗言如此一来，将“使数十万家之生命财产同归于尽”，说“抗战八年，商民困苦极矣，然商民虽在万分困难之中，贡献于国家者甚大!今幸抗战胜利，民等正拟继续努力经营业务，乃竟根本将其营业之根据地铲除净尽，不但业蒙最大之损失，使数百家之生计立即断绝，以西安市觅房之难，民等生计随之而陷于绝地”，恳请当局能够“俯念民艰，立即停办”。
当时，正好是省、市参议会相继召开之际。计划本需经过议会讨论，社会反响又如此强烈，所以此事自然也成为两会热议的重要话题。在省参议会上，罗经云等十议员据此提出《请政府将拆毁钟鼓楼附近房屋开辟民众集会场所之拟议从缓办理》议案，指出：“当此建国时期，地方待办之事极多，应力求实际，避免铺张，公家若虚靡巨款，为此不急之务，似非所宜。况因拆毁大宗民房，使多数生灵立成穷困，恐与政府体恤民艰之意实有未合”；杨北海等七议员也相应提出《请禁止拆毁钟鼓楼以保留古迹而免增加人民之负担》议案， 认为：“当此创巨痛深、民困未苏之顷，遽兴此无谓工程，使灾后人民丧其产业，又加增负担，不惟有背总理民生主义之大旨，且违中央保存古迹之命令”，皆对政府提出强烈批评和要求，后案甚至将“拆毁钟楼附近房屋”夸张为“拆毁钟鼓楼”，吁请“省府令饬禁止”。而在市参议会上，议员们对拆建钟鼓楼地区的拟议，亦“咸表反对”，张子祯议员，更是“为民请命，慷慨陈词”，言称：“本市在战时，位居前方之后方，后方之前方，负担最大，出力最多。胜利虽临，而人民元气，多未恢复……”批评“市府此次拟修筑钟鼓楼四周马路，拆除两旁房屋之计划，实未顾及本市人民之负担，及当地商民之损失。”疾呼既然“迩来该处商民，纷向各方请愿，痛切陈词，请求免拆，市府对此，亦应根据民意，且勿因谈壮观市容而忽略人民痛苦，本解除民困之旨，撤消此项计划。”
许是惊于意外，慌乱无措；许是窝火憋劲，傲慢自恃，面对突如其来的汹汹舆情，市府竟然一时无语，默不做声。于是力主反对此议的《西京平报》，1月 25日又再次发表题为《为改建钟鼓楼，再替市民呼吁》的社论，对于“市政府仍无俯顺舆情、体恤民艰、暂缓改建之意”，接着罗经云、杨北海、张子祯等议员的高调反对，纵横捭阖，上纲上线，再度提出措辞峻急的抨击：
不错，今年是建国之年，市政府能在这个年头儿，制定出这样洋洋大观的建设计划来，也就算努力的够劲。但建设与建筑不同。我国的建设，急切需要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心理建设等，而不是单需要建筑，尤其是装点门面的建筑。我国人民差的地方，是生话水准太低与知识水准太低，致影响到国民的道德、社会的风气、民族的精神、国家的兴衰。政府建设大计，自当针对此种需要而定。如果舍本逐末，不从事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而致力于装潢门面的建筑，既劳民力，又伤民财，更不是建国之年急需建设之事。这种违乎国策反乎民意的建筑计划，老百姓极有理由反对，市参议会也有权利制止。
中国一切落后，而古代的建筑，却比西洋壮丽宏伟，而且如宫殿式的建筑，又已为西洋所效仿。本市钟鼓楼为明代建筑，极应保留原形，不该花钱改建。至于拆除四周民房，开辟民众集会广场，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也是需要的建设。但在八年苦战后之中国，此项建设，起码应该放在第二步。等到本市的经济、文化、政治诸项建设次第完成，民有余力，国有余财时，再作此项建筑不迟。我们前天要求缓办的理由在此，商民哀求停止、省参议会决议制止的理由也在此，因为这是不急之务，尤其是在这个年头儿，更有理由要求缓办。
关于改建钟鼓楼计划，人民既已到处请命，省参议院又已决定制止，而今市参议员也在讲话，足见大势所趋、民意所指，市政府如再不予采纳，而要硬干到底，便是恶仆欺主，必为民主国家所不容，而且中华民国，从此也该改为中华“官”国了。
三
原本摩拳擦掌，希望弄点政绩表现一下的陆翰芹，何曾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局面？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把这位立功心切的市长逼到了墙角。而让他更为尴尬的是，原指望市参议会能通过这个辟建广场的计划，但市参议会审议的结果，竟是“原则通过，缓办”；同时，最早提出改造钟鼓二楼辟建广场主意的省政府，看到形势不妙，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居然一接到省议会或其他机关转来的提案或反映信，就原封不动地转给市府，“仰该市长查明呈复，以凭核转”，自己反倒脸静得平平的，跟没事人似的，弄得陆翰芹哭笑不得，似乎与民情舆论已水火不容。不仅如此，有人在这前后还向南京参了他一本，给行政院递上一份反映陆翰芹强修广场、引起市民不满的报告，称：
当时的市长陆翰芹制定西安市建设计划，拟将该市钟楼以西与鼓楼之间辟成广场，计须拆去鼓楼、西大街、北院门、竹笆市等街道铺房三百余家，市民损失达五千亿!各商号以建修广场与商业繁荣并无裨益，现联名向省府请愿，并由《工商日报》对陆市长加以抨击，但陆市长对记者宣称，伊将不顾一切实行建设主张。现市民已准备开始呈控陆市长。
市民反对，物议沸腾，当地省政府放弃支持，南京又有人递书告状，事情弄到这步田地，辟建广场的计划是断然不能施行的了。俨然已成众矢之的的陆翰芹，备感窝囊和委屈，1946年3月30日给省府主席祝绍周发出一封代电，辩白道：
查本府前奉钧府三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府建二字第三三七四号训令，以准内政部渝营字第零一七六号公函，以“我国过去都市发展一任自然，漫无准则，殊不足以发扬文化，整肃观瞻。值兹胜利复员，各大都会之复兴，及公共房舍之重建，亟应通盘规划，缜密设计，俾能适合现代之需要，树立百年志宏规对于市区之改良及建筑基地之划定等初步工作，应详加筹划”等因，当即遵照通盘筹划，就本市现有道路状况，略加修整，绘制本市城区道路计划图一份。原图内钟楼与鼓楼间绘有广场一处，面积并非原报所述之巨。此项计划图俟呈奉核定后，按照市容发展情形逐年分别实施，以便逐一完成。关于广场一节，并未决定短期内开辟，爰将原计划图提交本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讨论，业经大会决议通过，嘱由本府公布周知。本府复以案关市政建设，业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市建字第一三零号代电附赍原计划图，呈请核示在案，尚未奉令核定，原报告所述强修广场引起市民不满一节，并非事实。
极力强调计非己出，市上只是按照省上的意图办事，同时矢口否认“强修广场引起市民不满”。不见祝绍周回应，1946年4月6日，他又再次给祝发出一封代电，除将前面的意思重复一遍，并断然指出外间所传“请外来建筑师设计拆毁钟鼓楼”失实之外，又复辩称：
本府前奉钧府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第八十八次委员会临时动议决议记录，饬由本府会同陕西省建设厅设计将钟楼周围开辟广场，以备举行各种集会；将钟楼名称改为凯旋楼，鼓楼周围亦可放宽，楼上可作民教馆书报阅览场所，等因奉此。当查钟楼周围马路及人行道均过窄小，诚恐发生汽车肇祸情事，鼓楼周围亦无马路，即遵照钧府委员会旨意，顾及全市市民安全起见，曾召请钧府技术室主任张嘉瑞、建设厅科长姜景曾在本府会商讨论，决定加宽钟楼及古楼周围马路计划，并由本府拟具预算及绘制图样提交本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讨论，业经大会原则通过缓办，复经本府呈奉钧府三十五年三月八日府秘技字第一七五七号指令，饬仍将钟楼四周扩展工程施工计划及民房拆迁办法赍府凭夺等因，现正由本府遵照赶办中。
陆翰芹坚持诉说他的冤屈，强调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省上的指示办的，或曾经随时向省上请示过以外，希望省上既能“系铃”也能“解铃”，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但是情知不妙的祝绍周，此时显然不会为一个是非缠身的下属而开罪市民和舆情，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了。骑在虎背的陆翰芹自知再说无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求”辞去市长职务以自救。1946年4月23日，祝绍周主事的陕西省府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慨然决定准其所请，“所遗市长一缺，由长安县长张丹柏继任”。5月1日，陆翰芹正式和张丹柏办理了交接手续。弄得沸沸扬扬的辟建钟鼓楼广场的计划，此时虽曰“暂缓实施”，实际惩于前车，加之内战爆发的困扰，已经胎死腹中，不仅张丹柏市长任中不再主动提起，便是到王友直任市长时，也同样不再有人主动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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