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心地带行进的驼队
比尔马绿洲中的文面妇女
撒哈拉沙漠（Ｓａｈａｒａ）阿拉伯语意为“大荒漠”，北非干燥区的总称，世界最大沙漠。跨埃及、苏丹、利比亚、乍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国境。以２５０毫米等雨线为界，面积约８００平方公里。气候极端干燥，年降水量大部分不足１００毫米，少植物。地面主要是流沙或沙丘。交通最早用大象，从公元１０世纪到１９世纪末主要靠骆驼队来往。２０世纪起，逐渐建起公路和航空线。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８日晚，中英撒哈拉沙漠环境科学考察队惟一中方科学家袁国映历时４个月科考，从撒哈拉回到乌鲁木齐。
为了纪念１００年前英国人汉斯·威斯切成功穿越撒哈拉古驼道，也为了给野骆驼保护基金会筹集资金，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日，由一个中国人、两个英国人，还有一群非洲黑人组成的中英撒哈拉沙漠环境科考队沿着当年汉斯的探险路线逆向而行，起点是尼日利亚的库卡瓦。２００２年２月２日，他们胜利到达穿越终点——利比亚北部城市的黎波里，科考行程达２３００公里。
袁国映，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科学家，第一个穿越撒哈拉腹地的中国人。
据了解，中英撒哈拉环境科考队是近１００年来首次穿越撒哈拉古驼道的探险队。
来了一支“疯子科考队”
终于到了利比亚的南部，这里距离穿越的终点的黎波里只有12小时的汽车路程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并未因此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还有三分之一多的行程要走。也就是说，我们还得骑40多天的骆驼才能到达目的地。
尽管撒哈拉只有旱雨季之分，但12月份的撒哈拉北部，早晚已寒气逼人了。
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沙漠腹地探险生活后，我们已是疲惫不堪，5名队员中有3人受伤，几乎所有骆驼的驼掌都被沙石磨平，缠在队员头上的白色大布（非洲头巾）在汗渍、风沙的侵蚀下已难辨本来面目。驼队摇摇晃晃，蠕动在撒哈拉的荒漠里。
一些当地撒哈拉居民的眼神一遍遍“搜索”着我们这些“天外来客”，并不时地用撒哈拉语低声嘟哝。我们不解其意。
黑人向导阿巴翻译说：“他们在说你们是不是群疯子，要不然干嘛有汽车不坐却骑骆驼。这年代还有谁会吃这样的苦？撒哈拉有什么好玩的！”
听完这话，有“狡猾的兔子”之称的简·海尔博士笑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拍着自己的胸脯，又指着裹着非洲头巾的我大声说：“对，对，我们都是些疯子，我是第一个疯子，袁教授是第二个疯子，加斯帕是第三个疯子，杰尼是第四个疯子，卡斯特是最后一个疯子。我们是疯子科考队！”
我们像一支“乞丐队”
加斯帕是肯尼亚的骆驼专家，他为骆驼带了药物，惟独没带人吃的药，他从骆驼上摔下来伤了筋骨，只好提前退出了科考队。
英国小伙子杰尼是个探险发烧友，他曾沿着新藏线独自旅行，他至今还保留着驻扎在阿里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送给他的一台收音机。杰尼是自愿报名参加科考队的。当然，他的身份是“伙夫”，洗衣、做饭、搭建营房之类的活都归他。这个小伙子一路上从未抱怨过，我记住了他。
卡斯特是位德国人，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派的摄影记者。他在最后一个阶段，即利比亚境内加入了科考队，因此被简·海尔称为“最后一个疯子”。但由于穿越时间长，又很危险艰苦，一些摄影师有些望而生畏，到临出发都没有赶过来，所以前期拍摄便由我代劳了。
资金紧缺、节衣缩食的科考队在撒哈拉人的眼里“很可怜”，加上几个月以来的长途跋涉，看上去我们像是一支“乞丐队”，经常有人给我们送面包、送水。
我包里的“中国神药”
起初我们之中要是谁得了什么病，都是找简·海尔取药，因为他是领队嘛。
但时间一长，我不知不觉就成了整个科考队的随队医生。
简·海尔手背上长了个疙瘩，我就用我学到的针炙技术给他扎了几针，疙瘩消失了。于是，无论是正式队员还是黑人驼工，一有什么麻烦都会过来找我扎针。
杰尼从骆驼上摔下来后服了我“派送”的云南白药，没几天功夫他就好了。于是，我在科考队中便用了“中国神医”的称呼。谁都盯住了我包里的“中国神药”，害得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却没有药了。
军队、军车狂追科考队
我们这帮走到哪里都举着相机、摄像机“狂拍”的科考队员令当地的警察局神经高度紧张。在利比亚境内，我们换了一个当地的黑人向导，我叫他“史扣”。起初史扣还起了点向导的作用，但最后一阶段，根本不熟悉地形的史扣就晕了，他竟然带着我们偏离古驼道两天多，我们忍无可忍就把他辞掉了。
没想到史扣回去以后竟到警察局告状，说科考队偷拍利比亚的石油设施等等。为此利比亚的“国孜大”（音译，警察局）的警察们穷追了科考队好几天，甚至出动了飞机。
起初，大家很惊奇，后来得知，盘旋在头顶的这架直升机是为地面部队侦察来了。紧随而至的军车上不仅架设着电台，还有几挺黑漆漆的机枪！
警察们跳下车后厉声盘问，并开始查验护照等。简·海尔又耍起了他惯用的“伎俩”，又指向我，“这是中国来的教授，很重要的人物。”
没想到警察们“啪”地来了个立正，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
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居然和简·海尔开起了玩笑，他们说已经跟了科考队两天两夜了。可我心想，警察跟得越紧，我们就越安全。
水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安全的问题，是科考队最担心的三大问题。
当地图布人中历来多出土匪，虽然现在土匪踪迹杳无，但科考队从进入尼日尔起便被告知，要防抢劫、偷袭等。幸运的是科考队未遭遇土匪袭击的厄运，这也多亏了这一路上警察的“护送”。
“见不到女人”国家的见闻
黑人阿巴是科考队雇用过的一名向导，科考队途经阿巴居住的地区时，阿巴便盛情邀请大伙到他家去做客。
阿巴在当地居民中算是比较富裕的。他有两个老婆、三个孩子。
我们来到阿巴家的帐篷里做客时，阿巴的两个老婆用最隆重、最丰盛的“宴会”招待我们——煮了怪味茶，摊了甜面饼，熬了小米粥。
为了表示对主人的尊重，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那一小盅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甜面饼。可说实在的，那点饭我们根本没法吃饱，连一点肉都没有。
可利比亚是个“见不到女人”的国家，街上、公开场合几乎没有女人的身影。在大商场、自由市场里购物的也全是男人，只有极少数的黑人妇女在摆摊。
去洗漱的“兔子”走失了
中英撒哈拉科考队原本的使命之一是通过这次考察旅行为野骆驼保护基金会筹集一笔资金，为罗布泊——阿尔金山野骆驼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筹集经费。
可尽管简·海尔到处游说，科考队却只筹集到2．8万美元的经费，这些钱根本不够15个人100多天的旅行费用。不得已，简·海尔要求5个队员每人凑5000美元充当“军饷”。
我事后算账，此次考察我总共贴进去了六七万元钱。这事我一直不敢告诉家人，因为老伴本来就坚决反对我这60多岁的老头子去撒哈拉探险，连暗中帮助我出行的儿子（袁磊）也被老伴告之：“你要帮你爸去探险，我们从此就断绝母子关系！”
2月18日傍晚，我的老伴带着儿子和亲朋好友到站接我，还做了一桌子菜为我洗尘。老伴说，几个月来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其实我在临行前及行程中一直很明白，此次撒哈拉之行是凶险叵测的。
就拿2001年11月28日那天来说，在尼日尔北部的石漠地带，月光下的撒哈拉像笼罩了层层浓雾，我觉得我们像又一次钻进了撒哈拉的“迷魂阵”。我本身是搞地理出身的，所以我能通过星星的形状、位置辨别方向，但那晚没有星星。我不禁开始为已出去很久的简·海尔担心起来，因为我知道，简·海尔的方向感没我那么好。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简·海尔仍没回营地。我越想越害怕，就打上手电去找他，四周静寂得令人心慌。
突然，我发现前方五六十米处有个人影正在往前移动，我从背影判断是简·海尔，但“兔子”显然没看到晃动的手电光，也没听见我的一连声招呼。
疑惑中的我几乎和“兔子”撞了个满怀，他这才如梦初醒似地停下了脚步。“兔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去洗漱了，怎么也找不着我们的营地，谢谢你出来找我。”
后记
虽然在寒风中等候了半个多小时，虽然跨上站台时我被脚下的薄冰狠狠地滑了一跤，可当我隔着车窗玻璃看到袁国映那被撒哈拉的阳光“烤”得黑红黑红的脸时，我还是挥舞着鲜花向他笑了。
这一时刻，我和袁国映的家人已等候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因为袁国映的亲身经历，三毛笔下的撒哈拉一下跟我们亲近了许多，老教授拥有着年轻人的激情，用生命去体验了梦想中的撒哈拉。我们为他的行动喝彩！
曾经有人说，有太多太多的人在编织着关于远方的梦，而真正去赴约的人却少之又少。行动和思考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我们从撒哈拉的故事中还能读出其他的许多东西，比如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