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他们被抓起来，判刑以后，剃光头，到寺庙去扫地服刑，再不敢说什么话。在前年，韩国第16任总统卢武铉被抓，发现他太太A(Abuse，贪污)了国家的钱，他马上对外讲：而今而后，我没有权利再谈所谓正义、公理了。他觉得多么羞耻！过几天，他就跳崖了，粉身碎骨，死掉了。但卢武铉这一跳，跳出了个人人格的圣洁度，也跳出了韩国国家道德的高度。那天我在看电视，一看到，我马上站起来，对着电视，给他敬礼！

　　人都会犯错误，犯错以后，你是怎么样来回应你的犯罪，来回应人民对你的指责或期盼？知耻后勇。所以卢武铉出殡时，国葬式的，整个国家哭成一团。陈水扁呢？每次我看到他母亲跟他们夫妻、子女在讲话时，我都觉得，哎呀，我好羞耻！我也是一个无耻的台湾人哪！他每一次做这种行为，都再次让我痛苦不堪哪！在这种情绪、氛围下面，谈什么“特赦”？！掌握这么大权力的人，犯了罪，A了那么多钱，做了这么无耻的事情，只因为你有很多喽啰，你就可以“特赦”，那一般人民呢？公理何在？正义何在？礼义廉耻，都荡然无存了。

　　记者：在你看来，谦卑对于政治人物，意味着什么？

　　施明德：当然谦卑是非常重要的。我常说，陈水扁是聪明，但是没有智慧。聪明人跟智者，大概都需要广泛而丰富的学识以及经验作为判断(的基础)，但到最后，聪明跟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歧是，你是否心中拥有了谦卑。

　　如果2006年陈水扁主动下台，他今天命运大不相同，但他太相信自己的权力大到可以为非作歹了，就是不懂得谦卑，所以导致今天的下场。

　　追求价值，而不是价格

　　记者：写书也是你谋生的一种手段么？

　　施明德：对我来讲是。这两年，我们都在家里头写书、编书，我出了两本书《总指挥的告白》跟《叛乱·遗嘱》，卖得都很好，这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还要去为了生活去努力，我没有“18趴”，我甚至于两次入狱、不到600万元(台币)的赔偿金都不要，我当了“立法委员”、党主席，都没有退休金，我不能总是让我太太来养啊。所以还是要靠自己。不过这样也让我活得很有尊严，我不需要靠人民的纳税钱，我还是很用心、用功地整理书、写书，在大学教书，到各地去演讲，这些变成我生活上的最大来源，而且比较安定。

　　我不像很多政治人物，出版的书都是别人捉刀的，我出版的书都是我自己写的，我认真地写，大概一天写两三千字至四五千字，功力不如当年了。我还是没法打字，手写的，我的秘书帮我打字。这样也好，手写的，才是我真的写的。我手稿都留着，我太太也说，以后来拍卖，当作遗产也不错。(笑)   

　　记者：你对你的小孩，最看重的是什么？

　　施明德：我这两个小孩，已经有两年多不到学校念书了，都在家自学，念“施塾”。我太太对台湾的教材非常不满意，认为跟不上时代，而且很多是不需要的。这个事情我和我太太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教育小孩，不告诉她们学什么，将来会赚很多钱这些，我们希望培养小孩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坚定的信仰、一种非常清晰的价值观。我常跟小孩讲，做任何事情，你要追求的、坚持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生命的意义就是坚持信仰，敢为你的信仰去奋斗。我不教我的小孩做那种唯唯诺诺的人，她们都很敢于表达她们的立场。

　　我们家有企业界、学界、文化界的精英分子来，现在教她们欧洲史的是姚立明。她们9岁、10岁就一起开始上经济学，林忠正(台湾前“金管会主委”)教。罗大佑到我家来，他跟我是十几年的非常好的朋友，她们也会跟他谈一些音乐的话题。   

　　记者：在未来，你最看重谁对你的评价？

　　施明德：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的，你怎么为人处世，怎么坚持原则，怎么牺牲、奉献，怎么为自由、民主、和平去奋斗……点点滴滴总会留下来的。我相信，历史会还我公道的定位。

　　本来我生日的时候要出版一本英文书《总统们的敌人》，但来不及了。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都关过我，陈水扁我把他送进去关了，马英九上台以后，我一顿饭都不接受他请客，我监督着他……

　　我本来应该被枪毙的，打出的子弹，卡住了。我认为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不是让我活到今天，而是让我活得到今天，能够懂得宽恕，懂得包容。恨就是无形的心牢，所以我心中真的没有敌人。我就是告诫，你错了，我反对你；只要你改正了，OK。一个包容的人，心中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就不会有任何畏惧。你懂得宽恕，所以你心中没有任何包袱，懂得感恩。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