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广州居民对美国面粉的需求也大为增加。美国面粉虽然价钱贵，但因其色白粉细而受到欢迎，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为广州居民一项主要粮食，食用普遍。在1888年，进口数字从73333担增加到87241担，这个消费数字在当时中国城市里属于惊人，这也说明当时广州人生活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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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货店：

　　集中双门底及西关一带

　　在19世纪70年代，广州的洋货店已经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特别是长寿里、双门底及西关一带，是洋货店铺较为集中的地带。洋货种类繁多，洋货店还开设夜市，极大地方便消费者购买。

　　洋货店在营销方面非常讲究，对消费者尤为尊重。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述道：“凡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悦其颜色以对之，如交易已成，则于买主临行时，必致声道谢，虽数十钱之易，亦然。”

　　为了招徕生意，洋货店充分发挥消费者的选购自主权，对一切消费者开放，“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迳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故著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宣阗，游人极多。”洋货店这种友好、平等、开放的态度，营造了良好的购物环境，对洋货消费的推广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1873年，英国人琼·亨利对广州洋货店作了如下描述：

　　“在广州西郊的兴隆大街，就有许多批发和零售孟买棉花的商店，还有一些商店专门出售英国出产的五金商品。在城内桨栏街，有一些专门出售燕窝的商店，一家泰隆燕窝铺对外来游客非常关注，热情介绍各种燕窝。燕窝非常昂贵，这些燕窝大量来自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所罗等地。在打铜街附近，有一家泰盛洋磁店，有3到4名工人在对各式铜器皿进行绘画。”

　　1892年5月21日，《中西日报》的报道也介绍了广州的洋货店：

　　“香港的一些洋货店在广州设有分店，很快就将当时的一些流行洋货引入广州，如香港一家洋行在西关十八甫设立昭隆泰分店，各色洋货品种繁多，其中主要经营外洋家私，包括：台椅、铁床、弹弓床、镜柜、橙色瓷器、巧银器、玻璃玩器、花旗各款洋橙、顶上花旗、各色香枧、自来火、电灯盒、各色金山毛、奇巧上香水、时样新款台面毛、顶上各色金山毛。”

　　另外，还有很多布铺、丝线铺、绣巾铺都有进口洋货出售。洋货在当时广州街头商店已经占有相当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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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髦洋货：

　　受到广州人欢迎

　　在19世纪80年代，西洋商品已经深入地影响广州的消费风尚。一些新奇洋货，在广州市场颇受欢迎。一位在广州的洋人就这样记述道：

　　“外国玩具，特别是用机械的，似乎也受到欢迎。经过街道时，我看到从前确没有见过的东西，那就是许多家具店陈列出售的外国保险箱，但主要是旧式的，我怀疑这项贸易将来未必不能发展。……玻璃、刀、图画、装饰品、玩具、糖果、药品、文具、蜜饯、表、珠宝、锡器、缝纫机以及无数的其他货物，都有买主。”

　　肥皂作为一种新的洗涤用品，也出现在广州市场上，在19世纪80年代，肥皂很快传入广州市场，肥皂在西方还是刚刚兴起的奢侈品，但低档肥皂，已开始在广州流行，对此，当时的广州商务报告这样评述：

　　“现在，在每家中国商店里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商品，就是肥皂，甚至在小摊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价钱较低的肥皂条。在这里肥皂应该有广大的市场，因为土货品质很坏。”

　　广州人对新式时髦商品的接受能力非常快，仅仅过了一年，商务报告对肥皂在广州的消费前景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显然的，需要正在增加，因为现在经常可以在街头货摊上看到它，而且还没有足以同它竞争的土产品。皮尔肥皂的销路或许不会多———买一块这种肥皂花钱太多，因为在没有用去一半以前，也许会被老鼠或蟑螂吃掉，但对黄色肥皂，却经常有需要，而小块的上等肥皂，系旅馆和轮船所使用的那种，则已有了销场。”

　　1887年的广州商务报告，还对新式洋货在广州畅销的情形作了如下记载：

　　“外国药品，包括58152瓶杀虫药片，继续受到欢迎，炼乳的输入也有显著的增加，当地人觉得它对小孩有用，并且还把它当作果酱来吃。橡皮鞋的输入达8630双，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它们是按照中国式样和中国人的身材制造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