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国棉袜子的销量非常好，香港等地洋行在广州设立专门的代理处，洋酒经过一段试销后，在广州也打开了销路。这一时期，外国工业品已经深入广州市场，由于毗邻香港，一些西方最新研制的洋货，也可在广州市场上买到。如留声机在西方上流社会使用不久，1896年就进入广州市场，并很快受到了上层社会的欢迎，需求量大增。1896年进口金额为851两，到1899年上升为15499两。空白唱片也随之输进，用于录制地方音乐和歌曲。

　　外国香水、补脑汁、人造自来血（补血药）甚至沙发、弹簧床等新潮洋货受到了社会上层人士的欢迎。一些时髦商品，其功效虽然经常在广告上被片面夸大，但仍然获得许多富裕人家的青睐，销路颇好。中法大药房出售的人造自来血，小瓶每打12元，大瓶每打20元，属于价格甚高的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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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重洋货：

　　转向大众化

　　洋货在广州社会的流行，意味着消费群体的扩大，一些贵重洋货的价格也慢慢下降。例如花露水，在进口初期，一般限于上流社会妇女使用，但是经过一段高消费时期，其价格逐步回落。1901年，屈臣氏大药房所销售的花露水，大瓶价银四毫，小瓶价银一毫半。这一价位，普通消费者都可以承受。

　　钟表是19世纪奢侈品向大众化过渡的典型洋货。在一口通商期间，钟表是稀罕之物。19世纪初期，广州公共场所，仅仅是十三行商馆有一个时钟。高级官僚和富有行商，都以拥有一块怀表为荣，而钟表也成为洋商向当地官员行贿的重要物品。

　　由于广州人对钟表的基本原理不了解，出售和修理钟表，成为洋人谋取暴利的行当。1831年，广州有两位外国钟表匠，其中法国人布韦曾长期在广州工作。在道光年间，红毛（英国）商馆就有善制钟表的英国人。

　　但是，五口通商之后，广州市场上的钟表多了起来，许多洋货店都经营钟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城内已有数家钟表专营店，钟表专营店的开设，说明其经营对象和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同时，钟表品种达几十种之多，价格有高低。最贵的钟表售价达500银元，而便宜的只需几银元就可以买到，差距很大。像一款“红毛珠口玲珑底金壳走马人物贡表”，售价每对500银元；一款“红毛自鸣报刻打大钟碗通花铜壳表”，售价为14银元。当时的进口钟表，一般以英国产为多。

　　由于钟表是珍贵之物，加之机械复杂，要购买一只满意的表，需要认真辨别，以致光绪年间一本《物意管窥》刊载了一位专业人士指导消费者如何鉴定钟表的文章：

　　“夫看标之法，必须先观其面，有次瓦面、金面有无崩裂，原来面抑或本地烧面次，观长短描针、花针、凹池金针、钢针等有无改换。本地开标，观其色水，要原质者为贵，有镀金，有油金，有金银囊，亦有五彩金银囊，亦有本地番渡金者……总之，有公司红印者为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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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装：

　　时尚装束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洋布在广州的消费量仍然较少,但一些富有人士已经对洋布产生较大兴趣，特别是一些洋布店的商人，常常穿着洋服，给顾客一种“消费示范”的作用。

　　到了同治戊辰年（1868年），洋布的价格已大为下降，但与土布比较，价格还是偏高。这一时期，洋布的消费有一定的增长。1868年，广州口岸进口各式布匹310991匹。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洋布价格进一步下降，已与土布持平。普通居民在服饰消费中，已经对洋布有了一定的好感。《番禺末业志》记载：“洋纱幼而匀，所织成之布，自比土布为可爱，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肩背。”这时，洋布进口量大增，1885年达到554817匹。

　　19世纪90年代，主要进口洋布的价格都在每匹2元左右，低于同类土布的价格。价格继续下跌，极大促进了城市居民对洋布的消费。

　　20世纪初，洋布的消费迅猛增长。以当时最为畅销的漂白市布为例，1901年达到209700匹，比1882年的49120匹，增长了4倍多。

　　1910年，广州市场的洋布每尺仅为银3分左右，比土布价格要便宜许多，取得了布匹市场的绝对优势。洋布从道光年间的奢侈消费品基本上转变为普通日用消费品。光绪22年（1896年），广州一位普通居民就在城内裕丰成衣店用洋服作抵押，“押洋布衫裤银一钱。”富裕人家在操办婚事时，较多地使用洋布。1898年，一位富人在娶媳妇时，“支出洋布里银2.67两。”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