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民国前期其他省份，像广东、江苏、河南、山西等地的师范学校，也免收学杂费，但张作霖更进一步，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住宿不用交钱，吃饭也不用交钱，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年，美国教育家孟禄访华，在东北跟张作霖座谈，谈到给留学生汇款这件事，张作霖说：“这些人都是外省的，东西南北都有，他们都是国家的人，何必分你我？”又说：“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重教育、实业会能成功的呢？”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加上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补贴，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他当奉天省长期间，年薪不过几千大洋，平时开销极大（赏赐厨师和副官，动辄上千），自己花都不够，不搜刮民财的话，是拿不出10万大洋来的。不过那时候各省督军、省长无一不贪，贪来的钱用到教育上，总比买豪宅包小蜜以及去澳门豪赌要强得多。当时河南督军名叫赵倜，曾经做袁世凯的部下，后来跟张作霖关系也挺密切，他在河南派兵贩毒，获利巨大，自己也沉迷于吸食鸦片，把全省教育交给时任省长的张凤台来办，自己不管不问，离张作霖可就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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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锡山派兵办“强迫教育”

　　陈炯明在广东推广义务教育，其手段还是比较温和的，属于渐进式或者改良式的教育改革，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则真正有了“强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国前期称义务教育为“强迫教育”的特色。

　　在民国元年，山西学龄儿童（该省规定7岁到13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上学的不到20%，阎锡山从民国五年担任山西督军，民国七年起开始在山西推行义务教育，据说到了民国十一年，全省学龄儿童就学比例已经达到了80%。从统计数据上看，效果非常显著。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即先城市后乡村，先大城后小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走。

　　山西的民风，比广东更守旧，大部分老百姓对义务教育是不感冒的。

　　首先，搞义务教育得花钱，这钱当然不能从阎督军腰包里掏，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老百姓出，山西民间虽富，富的是商人和矿主，普通农民和普通市民并不富裕，一户一年攒不到两块大洋，其中一块半得交给政府去办义务教育，他们不情愿。

　　其次，办学得有校舍，阎锡山雷厉风行，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要是全都使用新建校舍的话，不但财力上不允许，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得把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爷庙等等原有的公共建筑给占了，而占用孔庙必然招到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必然招到善男信女的反对。

　　最后，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年，民间裹脚的风气依然盛行，而阎锡山最反对裹脚，还把严禁女人缠足的条例写进了他老人家亲自撰写的《人民须知》里，当做全省学校的必修课，这是跟民风唱反调。

　　老百姓反对，阎锡山推广起义务教育来就会变得阻力重重。还好阎的手里有兵，哪里有阻力，他就派兵过去，用武力弹压。

　　太原城西15华里，有个东社村，民国九年，政府在该村普及国民小学，找不到校舍，占了村里的龙王庙，村民迷信，怕冲了龙王爷，群起而攻之，老师什么时候去上课，什么时候挨村民的打。阎锡山听说后，派手下的得力干将、混成旅旅长赵茨龙前去。赵茨龙带了一个排，荷枪实弹进了东社村，老师去上课，他们就在龙王庙门口站岗，再也没人敢捣乱了。

　　问题是，山西那么大，村庄那么多，阎锡山把军队全派出去，也不够站岗的。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想出一招儿：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排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