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七个鼎之外，甗也是附耳，而且清晰可辨为分体式。甗是礼器中的蒸食器，中间有箅。分体式甗，上为甑，下为釜，组合而成，这是春秋中晚期的造型特征。

　　从礼器的组合形式上，西周时流行鼎与簋的组合形式，一般鼎为奇数，簋为偶数。但从纪王崮出土的礼器组合上看，变成了鼎与豆(或称簠)为主的组合，配以鬲和甗、壶的组合。还有青铜乐器的造型特征，总体符合春秋中晚期的风格。另外，也出现了七鼎、七豆等量组合和陪葬两件錞于的地域性特征。

　　同一墓葬发掘中，既出土了西周晚期的27字铭文大鼎，又出现了大批春秋中、晚期的青铜礼乐器，前后相差200多年，应该如何进行断代呢？张颂斌说，墓葬中出现前朝器物，这种情况不罕见。根据考古常识，墓葬的断代应该参照出现年代最晚的器物特征确定。因此，推测这处墓葬的建成时间应该在春秋中、晚期，晚期的可能性更大。

　　由此看来，这些青铜器没有被盗，保存完整。上面的鼎虽然个头大、有铭文，并且提到三个人，但都不是墓主人，下面的才是墓主人的。

　　◎春秋中晚期“礼崩乐坏”

　　墓主身份尚难断定

　　张颂斌说，按照《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那么纪王崮出土的青铜器已经有七个鼎，能否判断墓主就是地位仅次于天子的诸侯王呢？目前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因为，在春秋中、晚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列国势力崛起，僭制越礼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了，即便出现七个鼎，已经无法与西周时同日而语，不能再用《周礼》来评价了，用通俗的话来讲，已经乱了规矩了。比如长清仙人台出土的春秋早期的寺国贵族墓中有15个鼎，还有的贵族墓葬用13个鼎，所以，这时候发现七个鼎未必能完全按照《周礼》进行解释。至于墓主是谁，还期待考古发掘工作的继续清理，更盼望着有铭文的出现，结合史料最后确定墓主人及其身份。目前只能说是一个春秋中、晚期的贵族墓葬，或是山东半岛一带某诸侯国君。

  　　◎为何葬在山顶上
 

　　墓主有些落魄？

　　至于年代早200多年的大鼎是如何作为墓主陪葬品的，张颂斌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当时以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都是邦国之重宝。西周后期到春秋中晚期邦国之间、诸侯之间战争频发，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手段仍然是“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旧俗，即毁掉祭祀的宗庙，抢走祭祀的重器，这件大鼎有可能是墓主在战争中抢来的战利品，死后作为权力与财富的炫耀，用于自己陪葬。

　　另一种可能是，这件大鼎是墓主家传的“宗室宝彝”，在墓主死后将它陪葬的，正像铭文中写到的，为了“子子孙孙保用享”。

　　此外，张颂斌说，在古代传统文化中，一般诸侯王公和贵族的墓地都要选择风水宝地，多见集中的贵族氏族墓葬群，少有建在山顶上的孤墓，像纪王崮这样特殊的地方，或许表明墓主当时的处境有些落魄，或者其他无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