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的是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怀疑地打量了一下他，继而眼露凶光地走到詹长麟面前。
 

此时的詹长麟直挺挺地站着，内心十分地紧张，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詹长麟的脸上，顿觉一阵火辣辣的痛。但詹长麟一动未动，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一句解释也没有。因为他知道这样便是最好的回答。
 

这个悌泽虽怀疑，但因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把詹长麟赶了出去，自己拿了球拍，锁上房门，便走出去了。
 

发生过这样一次事件，詹长麟此后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戳穿“藏本事件”阴谋
 

詹长麟潜伏不久，就立了一大功。
 

1934年6月7日，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消息称他们的副领事藏本英明于6日晚失踪，并要求中国方面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并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
 

其实，这只是日本策划的一起失踪案件，他们诬称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如果藏本真的失踪了，那么这将会给日本提供一个侵华的口实。日本人又想要在东北一样故伎重演。
 

这一直就是日本惯用的卑鄙伎俩。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起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1928年，日本借口保护本国在山东的侨民，制造了“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借口“中村事件”发动了战争；包括此后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依旧是这类借口。
 

在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已做足了战争的舆论准备：《大阪每日新闻》立即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属必然，毫无足异。”他们说的“某社”，没有明说，其实指的就是复兴社。
 

日本人已经把军舰开到了下关江面，战争一触即发，而詹长麟，却在这个关头，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避免了这次失踪事件的扩大化。
 

6月6日晚上11点，詹长麟在馆内值班。见藏本从总领事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对詹长麟说出去有事，要他找司机把车开出来送他出去，车开来了，詹长麟拉开了车门，让藏本上了车，之后看着车向中山陵方向开去了。
 

詹长麟觉得此事蹊跷，都11点多了，藏本会出去做什么呢？他立刻将此事写在纸条上，并报告给了组织，因为监视重要日本人的行踪，是他的任务之一。
 

据詹长麟的情报分析，首都警察厅便发现藏本是主动出走，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因此，他的失踪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此次失踪事件完全是日本人在自导自演！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
 

找人！
 

赵世瑞马上布置警察厅的人，在中山陵附近寻找藏本英明，并贴上悬赏告示。
 

一天，紫金山下的茶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只见他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从手上拿下金戒指，换了些吃的便匆匆离开了。这引起了茶馆老板的注意，他发现此人好像就是告示上政府要找的那个人，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首都警察厅。
 

警察厅的人立刻组织人员上山寻找，终于，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将藏本英明抓获，并将他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方面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之后，如此解释说：“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
 

实际上，藏本英明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到了日本，后来做了外交官，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在南京的中山陵山洞自杀，但是当他到那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忍就这么“一走了之”。两三天后，饥饿难耐的藏本下山来拿金戒指换东西吃，不料被认了出来。
 

几天后，藏本因为神经出了问题被日本方面遣送回国。走的时候，藏本还叫来詹长麟，帮他装箱了一大批文物。
 

就这样，詹长麟一直在日本领事馆工作，同时秘密地为警察厅搜集情报。
 

1936年2月，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带馆雇佣当了仆役，也和詹长麟一起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从此兄弟俩并肩作战，工作更得心应手了。
 

“我要为中国人报仇”
 

1937年7月7日，日本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战火也很快烧到了上海、南京。
 

在南京被占领前，为避免战事毁坏，8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关闭，领事馆内所有的日本人回国。出于对詹长麟兄弟俩的信任，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要他们为日本领事馆看管房子。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开始对南京这个六朝古都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甚至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焚烧，比赛杀人，万人坑活埋。为期两个月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城毁于一旦。
 

这时，詹氏兄弟也接到了上级组织的命令，要他们继续留在南京，以搜集这期间日本的情报和相关情况。
 

詹长麟兄弟俩继续潜伏。这期间，日本领事馆给詹氏兄弟俩一人发了一个白袖章和一辆自行车，袖章上面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几个黑字，这使得他们的行动有了一定的自由。
 

詹长麟和詹长炳每天戴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城地跑，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有时也会往郊区跑，他们要看看哪里有屠杀，哪里有日本人在焚烧，哪里还发生着惨无人道的事，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及时向上级组织汇报。 (责任编辑：张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