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长麟逃出日本领事馆后，到傅厚岗与已等候在那里的哥哥詹长炳会合后，两人便飞似地骑车来到了江边，并渡江去了对面的徐家洼。
第二天一早，兄弟二人来到茶馆准备吃茶，忽然看见远处一辆满载着日兵的卡车驶过来了，兄弟俩立刻离开茶馆，躲到了后面的一所空房子里，把门关上。
詹长麟忽然急中生智，空城计！他重新把门打开，兄弟俩躲到门后，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不一会儿，日本兵搜查过来了，他们往屋里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是空的，门也开着，没多疑，就走过去了。直到日本兵走远，兄弟俩才深深松了一口气。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军统局让兄弟俩在这里待下，半年以后再行动，以避过这段非常时期。
就在日本人四处抓拿詹氏兄弟俩无果，而焦头烂额的时候，6月25日，日本总领事馆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上海租界寄来的，信件全文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它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撼。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它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月25日
总领事堀公一看完信后非常生气，急电上海宪兵队组织追捕，又派出精干的宪兵特务急赴香港缉拿詹氏兄弟，并定下捉拿的方案，但是在上海和香港均一无所获，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事实上，这封信只是军统设的一个圈套，是为了保护詹家在南京的亲戚，以及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而设的。此时的詹长麟兄弟俩仍在南京的江北躲避。
半年后，詹长麟兄弟俩才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亡的征程。逃亡途中，他们先后到过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一路上历经了千辛万苦，在福建莆田，詹长麟做过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生活仍难以维持。在浙江时，詹长麟的妻子黄氏曾生有一女，但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逃亡途中的辛苦，最后竟然死在了莆田。1944年，詹长麟一家按照军统局的安排来到了湖南衡阳，在这里，詹长麟参加了当地的干部培训班，做了一名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詹长麟还学写了毛笔字，学会了打算盘。
在詹长麟一家逃亡的时间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1年，军统南京区被日军破获，卞玉琳被敌人逮捕，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下落，就可以放了你。”可是卞玉琳宁死也没有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詹长麟带着全家回到了南京。
做回平凡
每一个人，都会有英雄梦，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扬名立万，成为万千人追逐的豪杰。不幸的是，在岁月的蹉跎中，大多数人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时光的流逝和自己的老去，直到最后，也不能当上一回英雄。于是乎，人皆言：当英雄难！是啊，为英雄难。可是，万一一不小心当上了英雄，之后怎么办？是流连于灯红酒绿，还是沉醉于盛名之下？大概很少人会想到过回平凡，而詹长麟就是这样的人。
詹长麟一家回到南京后，脱离了军统，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做事。鉴于詹长麟在毒酒案中的英勇表现，国民政府奖励给詹长麟五万元，以及一块“忠勇杀敌”的银盾。詹长麟拿着这笔奖金买了一块地，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和一家杂货店，詹长麟做起了生意，由于为人老实本份，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平静。
1949前解放前夕，时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世瑞又找到了詹长麟，劝其一同去台湾，被詹长麟拒绝了。
建国初，詹长麟依然经营着自己的店铺，一切很顺利。1956年，由于三大改造的进行，詹长麟的店铺参加了“公私合营”，后历经“文革”的十年磨难。改革开放以后，詹长麟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责任编辑：张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