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群气势汹汹的中学红卫兵在某人幕后指使下来陶家“破四旧扫歪风”。他们冲进屋里就乱翻乱砸，把衣物、书籍、珍贵的剧照资料破坏得狼藉满地。

　　从此，红卫兵一批又一批地来“破四旧”，还要批斗陶金。有一天，他们用大卡车把陶金从珠影押回华侨新村和平路三号陶金家的花园里批斗。还用笔在陶金雪白的衬衣上写上：“打倒牛鬼蛇神陶金！”给他戴上高帽子，让他拿着脸盆一路敲着一路绕着华侨新村走，还要喊着：“打倒陶金！陶金是牛鬼蛇神!”这场批斗从白天直闹到天黑才罢休。他们又把陶金押回珠影，陶金失去自由，从此离家一去就是五年，一次也没有回来过。

　　陶金家的家具除留下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外，全部被搬到珠影，当成“毒品”锁进一间潮湿的地下室。

　　千斤压不弯的腰，儿女心灵不再彷徨

　　英德“五七干校”，原来是制茶的劳改农场。 52岁的陶金干重体力劳动，扛大石、水泥，下田犁地，他拉着沉重的犁耙，在泥田里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前迈步，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200斤一包的水泥往肩上一撂就从容地往前走。最伤脑筋的倒是自己那双44码的巨足，在这里哪儿去买这么大的塑料凉鞋和水鞋呢，于是把尺码稍小的塑料鞋头剪开，就这么“削履适足”———大发明。

　　1970年夏季，陶白莉从福建偏僻的山区寿宁县城关镇，专程来广东探望父母。那时弟弟陶令昌已被广州街道文化站吸收为工作人员，搞业余文艺宣传、出黑板报、挖防空洞、地段巡逻等等多项街道工作，他找到了未来的终身伴侣，一位小学时期的女同学金义端。

　　刚从田间下工回来，古铜色的身躯穿着破烂的白色背心，深色短裤，一双露出脚趾的破塑料鞋的“庄稼汉”陶金，看到妻子领着女儿在迎候他，不觉怔住了。

　　“啊，白莉……”

　　陶金贪婪地一块接一块吃着女儿从福州带来的花生糕，用调皮的眼神不时瞟着陶白莉，表示是多么满意她给自己带来喜爱的食物。当他接到女儿的又一件礼物———一双44码的长统水鞋时，简直像个孩子似的欢喜得叫了起来，然后马上穿到脚上。

　　他和章曼苹领着女儿去横石塘镇上的小饭店去交谈。

　　陶金不断地劝女儿吃那油煎的又大又肥的鹅蛋，过了会才慢慢地说道：“白莉，我们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温室里，象牙之塔里，不了解农村，更不了解农民。农村现在还很落后，农民也很穷苦。但是农村的空气多么新鲜，城市里能享受得到吗?农民又是多么诚实、质朴呀，我一直担心你从来没离开过父母，没离开过城市，什么事都由别人给你安排好了。然而这些年你挺过来了，是很不容易的。我在这里，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天天和质朴的人们在一起，凭自己的力气劳动，这也是生活，是一种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要乐观些，千万不要垂头丧气的。”

　　白莉并不了解父亲是否说的真心话，但她感受到父亲的态度是真挚的，精神是乐观的，父亲的这番谈话像给自己彷徨的心灵灌注了一股强劲的力量。回福建山区以后，果然在现实中感到减少了悲观失望的意念。1971年冬，陶令昌和金义端结婚了。陶金和章曼苹从英德赶回广州。席间，陶令昌请外甥陈步涛唱几段“样板戏”给外公听。那清晰甜润的嗓音，把一向热爱京剧的陶金迷住了，他感叹道：“可惜呀，这孩子唱得真有味。”

　　走尽人生坎坷路，缺席美国剧《甩》

　　打倒“四人帮”后，陶金的春天也终于来到人间。

　　1978年，他执导了由白莉参加主演的反特故事片《斗鲨》。这部影片剧场效果还可以，但艺术质量陶金是不满意的，曾说过：“竟捞起了三十年代已经抛掉了的构剧‘三S法’（即紧张、意外、悬念)。”1980年，他接着拍摄了戏曲片《西园记》。

　　1981年3月间，陶金和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张水华应邀去美国，参加了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国际电影节，电影周上放映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十五贯》、《林家铺子》等18部影片。这些电影受到美国人民尤其是华侨的热烈欢迎，有的人把18部影片一部不漏的看完，有的从五六百里外赶来看片的。一些美国朋友说：“这些影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华侨观众兴奋地说：“这样大规模地在美国放映中国影片，真有扬眉吐气之感。”

　　有一次，电影散场后，陶金巧遇林则徐的孙女、一位华侨老太太。林老太太表示能在美国见到陶金感到意外，非常高兴地说：“中国确实在变了。”陶金问了林老太太的情况后，说：“是变了，连我自己也想不到能来美国访问啊。”他劝林老太太回家乡看看，老太太激动地握着陶金的手说：“我相信您所说的一切，我要回去的。”

　　出于工作需要和组织上的照顾，白莉和陈健离开了福建省话剧团，带着身边已27岁的长女陈曙婴来到了广州。陶金这个三代人的影剧世家，劫后重聚，悲喜交集，不胜感慨。

　　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白莉夫妇感觉到父亲的性格变得更深沉，有时难以捉摸了。过去他喜欢上海，认为上海是最有代表性的城市。现在他已经像个“广州人”了，习惯了广州的生活，认为广州什么都不错。在他的影响下，白莉夫妇和孩子似乎也都日趋“广州化”，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广州的“永久居民”，同父母亲一起分享温暖的阳光。

　　1985年，陶金第二次去访问香港，这次是单独同章曼苹去的。有人问他是否将在香港影视界工作的儿子陶令昌那里定居下来。他说：“不，我要继续留在广州。”

　　珠影分配给陶金一套宽敞的住所，这些年他就埋首在这间住所里，像一头尚有余力的老牛，在辽阔的田野里默默地耕耘着。当他的创作又展开金色的翅膀时，可怕的病魔已悄悄地降临到他高大的身躯上。

　　1986年5月底，陶金和陈健翁婿俩去南湖宾馆，参加一个会议。当时，陶金嗓音沙哑濒近失声已有四个来月，起初还以为是感冒引起的，多次从声带上查病因都不得究竟。后经过多方检查，才确诊为晚期肺癌。会议期间，陈健从肿瘤医院李国材教授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焦虑地追问岳父是否已经知道。其实，陶金早已明白，他曾向李教授求治，希望能多活几年，好把自己一系列的计划完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放射治疗，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嗓音比过去有起色了，他很高兴。家里人知道他心里的“秘密”，曾经有一位美国华裔女演员赵韫如女士邀他下半年去美国合作演出《洋麻将》，陶金对此颇有兴趣，接受了邀请，建议把剧名改做《甩》。所以当他深厚洪亮的嗓音有了起色时，怎能不高兴呢。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