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军人曾成群结队逛烟花之地

时间:2012-11-26 10:29来源:读书文摘 作者:邵雍 点击: 载入中...



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9年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经营秘密革命机关天宝客栈时,又以清和坊琴楼别墅和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阳为纵情声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这是个娱乐场所,不觉其为革命机关”。每晚六时至十时,或餐于粤华,或宴客于琴楼,与王金发等主要人物讨论革命事宜。陈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复后被人号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


无独有偶,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人在广东联络绿林好汉时,亦大率在沙田附近舢板厂地方雇一紫洞艇,以招妓宴聚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鉴于满清贵族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曾经设想利用妓女进行暗杀。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建后,其领导人陶成章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想“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又经常出入五马路群玉芳妓院,蒋介石也随同前往寻欢作乐。蒋在1912年纳的妾正是在该妓院中作娘姨伺候高级妓女的姚冶诚。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挥金如土”,“贪财好色”,“日走妓馆,恣情滥狎,一时有杨梅都督之号”。当陈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时,陶成章说:“我的钱要给浙江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1912年1月12日,陈其美在复徐震的公开信中承认,“鄙人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陈坚决拒绝徐震来函中的“狎邪之劝”,声称“今则军事旁午,日昃不遑,风月情怀,消磨殆尽”,“至谓鄙人刻下在外冶游,实属奇异。”


此外在参加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先烈中有一部分人“行为极其浪漫,吃喝嫖赌一类的腐化事情也不能免。但是一旦大难既发,趋事的奋勇,赴义的壮烈”,与平日很讲究个人心身修养的另一部分人“初无二致”。事后辛亥革命的元老胡汉民评论说:“凡具有革命性的人,在破坏革命之中,爱不爱玩,关系还小,在这一个时期,腐化的作用却奈何革命性不得的。如果只爱玩而原无革命性的人,他在革命事业以外去玩,只有格外玩得好些,他何必定要从拼命之中,偶尔玩一下呢?所以凡是肯走进破坏革命圈子的人,虽然一时爱玩,毕竟有希望。”很明显,他的结论是小节无碍论。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但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清军与革命军停战议和期间,某些起义军新贵为及时行乐,“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阳西下,辛苦渡过那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到汉口去嫖妓。”由于汉口的街市被清军冯国璋用野炮轰成瓦砾,“仅在租借地有妓院,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新贵们行乐的重心区了。”不久湖北军政府“各部全有的这样的寒蠢的行乐,便已惹出处士的横议来”了。1912年初,关外都督府的军械人员从东北买了两挺机关枪回烟台后“上岸去玩日本下女”,结果枪被上海都督府的同行顺手牵羊拿走了。


上海光复后亦有类似情况,“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为此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在1912年1月12日发出通告:“以后除通饬各军队严加约束外,凡有见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同年4月4日陈其美为严肃军纪,发布训诫兵士文,指出某些兵士“败坏军纪”,“并非星期,常有兵士三五成群游行街市,或驼肩搭背,或沿街食物,甚有调笑土娼之事”。为此他通令“平日均不准兵士任意外出”,如仍有人“任意外出,嬉游街市”,将予以“从严责办”,“并将该官长撤差示惩”。然而上海的整个社会风气并未好转。《申报》1912年8月9日发表文章说,“从前应酬场中,酒菜之一两元而已。今上海以请客应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费,统计不下百余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王金发担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括民财及百万,以巨金购宅海上,额曰逸庐,要名妓花小宝贮其中,平日呼幺喝六,做牧猪奴戏,折资无算”。


1912年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正式开学上课,校内“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訾州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学员李宗仁认为“速成学校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办学人的作风有关,又是民国初年广西“整个社会政治风气的颓废”所致。1913年秋冬之交,李宗仁到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后,又看到里面“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被省政府派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的所长林秉彝到十里洋场后“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不数月就把巨额公款挥霍一空,讲习所也因此停办。


清末以革命入清苑县狱的民党人士唐继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始释出,寓所天津,任国民党支部负责人。二次革命爆发前,时局紧张,但唐依然“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后与唐结交的袁克文探悉官方正在密捕唐继星,好几次有意掩护。某晚袁克文在天津南市妓家宴客,得消息有警兵前来捕唐,即对应邀出席的唐说:“有要事与君筹议,今夕必偕至德义楼一谈,此间嚣庞,非宜也。”不料唐以预有妓约为词执意要袁明夕再谈。袁克文坚持不可,并招唐所狎妓同往,唐始与之同赴德义楼避难。


有人是这样评论“革命伟人之放浪”的。他说:“现在操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以前的革命时候,吃了很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有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方便的莫如嫖娼了。……但这种现象,仅民元二年间,多数伟人如此。民三以后,此种风气亦已衰熄了。”


冯玉祥对民国初年有些立志献身革命的青年,“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大有感慨。他在写回忆录时说:“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


当然,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一些青年革命党人怀着崇高的理想,坚持洁身自好,并企图以此改造社会风气的。


1903年陈独秀等人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该会拟章中有社员戒约一章,内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之条文。


民国建立后,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第三十六条是“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其后为政潮所激荡”,该会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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