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与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女同盟会会员战斗的身影，而在她们的行列中妓女郭莲花赫然在目。此人在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曾租屋放火予以配合，后被捕。1911年镇江人马贡芳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妓女黄碧泉为他“奔走省港，泣吁营救”。辛亥革命后，个别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的队员由于生活无着，甚至沦为妓女。

上海光复后，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在革命风潮的激荡下创办了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准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而培养间谍。入团的条件是年龄在16岁以上30岁以下，粗通文字者。计划先在养成所训练侦探知识三个月，养成侦探人才，再赴前敌，探取行军时之敌情及国际上之秘密。该团发起通告如下：

窃闻女子从戎，佳人杀敌，播为美谈。因不仅梦里关山，闺中刀尺，为尽吾人之天职也。然挟红粉为行军之饵，借美人为诱救之谋，必牺牲躯壳，始克为此。中国风俗所囿，礼教为防，名誉观念，重于死生，是以日本虽有女子侦探之设，而我中国良家妇女所不能为不肯为也。

琴等托身微末，未读诗书，然观剧至胭脂虎等出，往往心窃慕之。方今满清未灭，沧海横流，慨战祸之方殷，赋同仇之敌忾。凡有血气，莫不奋发。琴等不幸女子，又不幸而为妓女。自怜身世，纵堕青楼。远溯渊源，莫非黄裔。生而无益于人，死而不可无益于世。因择我中国良家妇女所不能为不肯为之事，发起女子侦探团，冀稍尽国民之一分子义务。远师梁红玉之援桴，近法费宫之刺虎，天下之重，匹妇有责，义务所在，营业何关。尚祈海内明公，悯其遇而嘉其志，扶掖而赞成之，中国幸甚，女界幸甚。

虽然北伐战争不久因南北议和迅速了结，该团未能正式启用，但上海妓女们的一片爱国热忱实在令人钦佩。

此外，祝如椿于1912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青楼进化团，为“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祝如椿等人认为妓女之所以“沉沦黑海”主要是由于没有文化和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因此主张先办学校，组织妓女学习文化，为以后以艺谋生经济自立作准备。至于开办学校所需的资金，她们是用发动和组织妓女以义演募捐的方式来筹集的。该团募捐筹款小启称：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之窟，三生孽障，花残月缺之悲，薄幸青楼，沉沦黑海。共和国体，阶级须除，同人发起青楼进化团，联络同侪，普施教育，作从良之预备，为艺妓之模型。顾填海有心，补天无术，爰效现身之说法，冀得援手之多金，务乞文人学士，闺阁名媛，惠然肯来，乐为赞助，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5月30日进化团的名妓柳如是在五马路(今广东路)丹桂戏院串演《梅龙镇》一出，结束时祝如椿、张曼君等九人登台高唱：“姐姐妹妹大家来献计，为今日兮提倡青楼进化计，愿我姐妹努力进行休自弃，他日达到完美地，大家多欢喜。”此次演出，即筹得l000多元。大家选举出来以柳如是、张曼君为正副理事长的理事会，由理事会租赁校舍，聘请教师。该校自8月19日开学，共有50余名妓女入学。可惜只办了半年多就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了。特别要指出的是青楼进化团还积极倡导使用国货，抵制外货，规定“青楼中人，凡服御一切，禁用舶来品”。

刺宋案中的妓女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三天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根据一个古董商人的报告，逮捕了上海青帮大字辈、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次日凶手武士英也被缉拿归案。此案的政治背景是袁世凯授意国务总理赵秉钧遥控应桂馨干的。应桂馨，浙江宁波人，1895年前后在上海拜道台黄祖络为义父，从此依仗有官府的庇护，赌博嫖娼，过着十足的流氓生涯。他接纳妓女翁梅倩为妾，后来又在风月场中看上了雏妓花旦小喜凤，不惜出重金为她赎身，然后命令小喜凤在他开设的桂仙戏馆演出有伤风化的剧目。不久应桂馨因此遭到了上海会审公廨的查处，戏馆被关闭，应本人被逐出上海租界。不久他通过亲戚关系，巴结上江苏臬司朱家宝，被朱任命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但他把领到的开办费5000两银子中的1400两，用于纳名叫老四的妓女为妾，其他用于嫖妓，没几天就花销完了，因而被撤职，老四又因为吃醋纷争，吞烟陨命。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应桂馨与同盟会干部陈其美搭上了关系，参加了上海的辛亥革命，曾经担任上海军政府谍报科长、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1913年2月已经暗中投靠袁世凯的应桂馨在上海把山西人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拉进共进会，两人交换兰谱后，由应请客在同春坊妓女胡翡云处热热闹闹地玩了好几天。应桂馨此时似乎胜券在握，成竹在胸，得意洋洋地对胡翡云夸下海口，承诺过节后将带她进京“做他家小”，共享清福。应桂馨心里明白进京寻欢作乐的前提是必须干掉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呼声最高的宋教仁。

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若无其事地又去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赴宴应酬，结果在李的妓院中被抓获。在此之前，上海租界的巡捕去西门文元坊应桂馨住宅，在那里发现了几天前武士英在五马路六野旅馆托卖的花瓶，次日当胡翡云与武士英同至应家送信时，被巡捕双双拿下。不久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后来捕房认为，“妓女胡翡云，查系妓院娼寮，非应之家属可比，准予揽妥保保出”。27日胡对人谈及此事，称“我与应大人倒运一齐来，前年应大人在都督府(任)谍报科长，我刚初挂牌，同时任事。今应被拘，我亦吃冤枉苦一夜。幸亏我的客人多是官场，为我设法，否则不得了。令应事一出，我此节少弄5000金。不然，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酒菜亦必不断”。最后她哀叹道，“我命真苦哉。”

妓女与逆境中的革命党人的交往

湖南醴陵妇女黄玉娇，所寓玲珑馆。1913年秋天脱籍家居，闭门谢客。当湖南革命党人傅熙湘一个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从省城长沙悄然回乡时，她毅然收留，使之免遭汤芗铭的杀害。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傅熙湘重新主持《长沙日报》。傅事后追忆说，“于时，秦焰尤张，楚氛甚恶。清湘百里，动成赤流；……飞章期播，志士魂惊；警电夕传，壮夫胆碎。……静言思之，慨其叹矣！则有倾城艳质施弱腕以扶将；绝世佳人，矢素心而熏沐。斫断枇杷之树，门闭车迷；歌残杨柳之枝，泥沾絮定。”1917年玉娇嫁人，傅熙湘整理两人往还所作诗篇集成《江薇感旧记》。1919年南社负责人柳亚子为《江薇感旧记题咏集》作序刊印，风尘女子黄玉娇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志士的事迹才广为流传。

1913年革命党人、原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避风。夏对在该妓院中学唱戏的董竹君一见倾心。董也对长得风度翩翩的夏有爱慕之意。董是被其父母以300元押入上海广东路清和坊妓院的。董发现夏之时“他们到堂子里来似乎不是为玩乐的。每次来，不是二人坐在炕床、茶几两边，面对面，便是三五人围着茶桌或是七八人围着圆桌，边吃边喝谈论国事。有时大概是谈什么机密吧，声音很低，还不时掉头瞅瞅周围……”直到有天夏对董说，“袁世凯下通缉令逮捕革命党人，因此我们借堂子掩护，开会商议……”，董才明白了这帮30岁左右的人常来妓院的真正原因。但她不愿夏为自己出钱赎身，设计自己跳出火坑。董竹君先是装病罢唱，老鸨无计可施，只好将董送到一处僻静的地方软禁起来，派了两个看守。过了一段日子董假装想回心转意，重操旧业，麻痹看守，乘其不备，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往夏之时住的旅馆而去。夏马上带她到虹口一家日本人开的松田旅馆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两人一道乘船流亡日本。1934年，接连生了两个女孩的董竹君不满丈夫夏之时的专横、霸道，毅然提出离婚。她在此前后开办了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今上海锦江饭店之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成了上海滩上的女强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