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一个现代名词，也称北漂一族。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非北京户口（即非传统上的北京人）、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包括外国人，外地人）。“北漂”人在来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搬来搬去的，给人漂浮不定的感觉，其自身也因诸多原因而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故此得名。

　　按以上概念来套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泽东，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北漂”人。

　　足步：初尝“北漂”滋味

　　毛泽东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原因时说：“是夏（1918年6月，（毛泽东一师毕业），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出国以前，这些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

　　作为新民学会会务主持者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低收入——月薪八块大洋；低职务--图书馆佐理员，一天的工作是管理15种报纸；更有一个困苦，没有栖身之处，与现代“北漂”人没有什么两样。

　　足印：豆腐池胡同15号　　借住在“板仓杨寓”

　　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现为9号），现在挂上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这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顶，上面挂有“板仓杨寓”,大院门口也镶嵌的“毛泽东故居”的牌匾。

　　现在，这座宅院当年的格局依然存在，但昔日那轩敞幽深和书香四溢的景象，已被拥挤不堪、凌乱无章和柴米油盐混合味和盆瓢锅碗交响曲所取代了。

　　这里就是当年杨昌济的家，也是初入北京的毛泽东借住之处。当时，后院为杨昌济家眷住处，前院是杨本人与女儿杨开慧的起居之处。初入北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边一间客房里。

　　不久，毛泽东、蔡和森出于与其他来京新民会会员联系的方便，经杨昌济的帮助，另觅了新的住处。虽搬离了，但毛泽东等在节假日里仍常到这里聚会，或聆听杨先生讲授哲学和伦理学，或一同议论国事。

　　足印：吉安所东夹道7号　　租住在“一间小屋子”

　　毛泽东他们的“新居”——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里的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为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这里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他们租住的是3间北房中的一间，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设备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为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足步：馍馍咸菜过日子

　　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得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卖，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候，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的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那时生活很苦，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维持到1919年一二月间。这时，萧子升赴法，润之回湘去沪，我亦因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而改寓他处。”

　　足步：“我并不因此而丧气”

　　一个“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着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受冷遇后，自暴自弃还是自我奋起？

　　“以眼还眼”还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

　　毛泽东的态度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因为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报纸阅览室的楼上是校长蔡元培办公室，胡适、鲁迅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借阅书籍和报纸。近水楼台先得月，毛泽东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尽管还要受到冷遇。除此之外，他“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所栖身的地方与北大很近，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一个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