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印象派画家梵高的绘画作品在其生前无人赏识，反倒是在死后百年，其绘画的伟大价值才被世人认识。但愿今人对王国维先生的“完全之人物”教育理念的认识，不要再等上一百年。

　　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北京颐和园门口，一辆人力车到此停下来。一位身材不高、面孔瘦小、脑后拖着辫子的老人下车后径直步行到昆明湖边。他来到排云殿西鱼藻轩前，徘徊流连，点燃一支纸烟，烟尽之后，从容地纵身跃入湖中。从投湖到被园役发现救起，只不过几分钟时间，然人已气绝。

　　当时围观之人并不知晓其真实身份，待发现这位老人脑后有辫子一根，方明白这就是着名国学大师王国维！随后，又从王国维身上发现遗书一封：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随着王国维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这一天被永远地定格在一代国学大师之死引发的全国震惊、悲恸、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之中。王国维在被公认为学术研究巅峰时期的知命之年，从容地自沉于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昆明湖底。在其短暂的有生之年，美学家潘知常称他“为近代中国人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精神绿洲”.他的死常常让我们想起两千年以前汨罗河畔孤独郁闷的屈原。

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主笔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六岁开始入私塾学习，少年时代曾在着名的杭州崇文书院接受教育。他在考取秀才之后，声名鹊起，与当时的另外三个少年并称为“海宁四才子”.王国维后来能够在成为国学大师的同时，还在教育领域独树一帜，与他聪慧的天赋是有着重要关系的。

　　王国维与教育结缘，要追溯到青年时代。1898年，王国维进入《时务报》报馆工作。此时国家摇摇欲坠，深受震撼的王国维企图以教育来挽救国家命运，他在对只关心个人利益的麻木国民极大愤慨的同时，仍念念不忘教育大计：“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着，今日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着耳。”

　　此后，他结识着名学者罗振玉。在罗振玉的大力资助下，王国维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与罗振玉友谊日益深厚，跟随罗振玉入京，并在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任职。

　　结识罗振玉是王国维人生中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既给青年时代的王国维带来巨大的经济资助，又给晚年的王国维带来难以抹去的伤痛。如果把青年时代的王国维看作晚清少见的一匹千里马，那么，当时的罗振玉无疑是最名副其实的伯乐。而如果把晚年的王国维看作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那么结成亲家的罗振玉与之反目之因，则成为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

　　对于我们而言，解开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恩怨是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王国维为何会引起罗振玉的关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结识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其中有一点是后人公认的，即王国维当时写了一首咏史绝句，该诗被罗振玉无意中看到。当罗氏读到“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一句之时，立即被王国维的才华折服，后两人结成好友，乃至成为亲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再次东渡日本。也正是在这段日子，王国维开始了重要的学术转向，专治国学，后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在国学领域独树一帜，受聘于北京大学国学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王国维在国学领域的赫赫功绩可谓世人皆知，但是，谈到他在民国教育历史上的成就，则世人所知不多。早在1901年在武昌农务学堂任教期间，王国维就已经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的主笔。这本教育杂志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其间刊载了近百篇关于日本学制的文章，内容涉及大学、中学、小学、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各个门类。在清末严酷的思想统治之下，一个留存于世如此短暂的刊物，能够刊发如此多的国外教育文章，主笔王国维功不可没。但后人谈及这位国学大师的教育思想时，却往往忽略了他在中外教育译着上的创造性贡献。

一个世纪前的教育观

　　当然，在民国前夜的教育界，为王国维赢得巨大声誉的还是着名的“完全之人物”教育观念。

　　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着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教育历史上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第一人。

　　晚清的天空早已因列强的侵袭血洗而破碎零落，庙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脚下苟延残喘，庙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够救亡图存，挽救大厦将倾的封建帝国。人，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话题。王国维的内心如同一泓秋水，丝毫没有被外界民智、民强、民富的鼓噪惊扰一丝波澜，他从一开始就把“人”字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而且，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种人格健全、品质优秀、思想睿智的人。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标榜的“完全”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完全之人物”应该身体强健、四肢发达、体力充沛。在中国人吸食鸦片成为社会痼疾的当时，体育的重要意义远不是今人所肤浅理解的、仅仅培养四肢发达的莽汉教育。二是美育与智育、德育拥有完全相同的地位，即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但是，在当时的现实社会背景下，王国维的教育主张如同一颗流星划过漆黑的夜空：一方面，“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观念是如此灿烂耀眼，令整个晚清的夜空为之惊艳；另一方面，在风雨如磐的时代，王氏的这种教育观念又显得如此“另类”与“不合时宜”,这注定了其在照亮夜空的刹那，就迅疾而逝。乃至到了今天，在教育学界仍然会认为王国维这一教育观念“不切实际”.

　　人，如果从血肉丰满的“完全之人物”,倒退回理性至上的冷漠机械的抽象个体，这样的教育究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王国维先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教育观念，究竟是在做虚妄之想，还是今人的境界仍尚未能企及呢？

　　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在文中提出了着名的学习“有用之学”、“无用之学”之辨，这既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也为他在民国初期教育界赢取了一席之地。“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王国维的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在当时举国上下学习西学，企图科技救国的现实背景下，王国维大谈道家哲学式的有用无用，似乎书生气太重，但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教育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学科的现状而发，试图扭转当时这一畸形教育现状。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