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将卫星地图的放大键一口气拖到尽头，才能勉强找到它的痕迹：四川绵阳境内一道浅浅的细线，没有任何标注。

　　这条岸边长着芦苇、水里飘着菜叶和白色垃圾的人工渠道，当地的历史古迹介绍中没有它的任何信息。可关于堰渠的传说，住在附近的老人随便就能跟你“摆”出一段：清朝末年，为了筹款修堰，慈禧太后曾脱下了手上的金镯子；民国时期，县长郑献徵变卖家产，换成4万银元，让堰渠得以延续。

　　全长46公里的堰渠，曾被视为抗日民族精神的象征。原本只能种旱田的土地，受惠于它，成为出产大米的抗日粮仓。

　　2006年，当法籍华裔作家郑碧贤去绵阳三台县的乡间寻找这条“细线”时，看到的却跟传奇没什么关系--堰渠旁崖壁上的纪念碑文，在“文革”中被铲掉；石拱桥上刻着的修桥人姓名，已被茂密的竹林掩住；渡槽里生满杂草，河道被鹅卵石和淤泥堵住，防洪闸老化，洪水一次又一次侵袭这里。

　　郑碧贤打算重修郑泽堰，让它的故事延续下去。沉寂多年的老堰又变得热闹起来：老舍的儿子舒乙为它写全国政协提案，它的命运甚至惊动了水利部部长。而续写传奇的这个作家，就是当年那位郑县长的小女儿。

今天，居然有人用“忠良”形容当年那个被批斗的对象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郑碧贤来说，这道以她父亲命名的堰渠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她曾听大哥说过，父亲在三台县修过一道堰。但她从未见过郑泽堰，也没有机会向父亲打听。10岁之后，她就没再见过父亲。

　　1950年，因为曾是“国民党官僚”,郑献徵被军代表押走，以“拒绝改造”的罪名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1969年，父亲在成都去世时，郑碧贤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农村监督劳动，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这么多年来，父亲的形象已经有些模糊，但郑碧贤记得，家中的抽屉里曾有一张卷成纸筒的老照片，上面全是人。听大嫂说，那是父亲离任三台时，百姓前来送行时拍摄的。当时有人端着一碗水站在路边，意思是说这位父母官“清如水”.但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照片被家人烧掉了。

　　郑县长当年在三台到底做了什么？因他得名的那道郑泽堰，现在还在吗？2006年，郑碧贤从大嫂那里得到了两本父亲的日记，可是其中唯独缺少修堰时期的记录。她决定自己到三台寻找答案。

　　三台是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小县城，曾是川东节度使驻地。杜甫在三台住过两年，专门写诗称颂这里“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但当1937年的秋天郑献徵来到这里时，由于地处偏僻，加上多年军阀割据，三台已经变得“盗匪猖獗，民不聊生”.

　　这个有些破败的地方，成为郑献徵仕途的起点。那时，他只有37岁。从北京大学法政学院毕业后，郑献徵一直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先后担任过中学和大学校长。后来，学长何北衡把他调进四川省建设厅担任主任秘书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这个年轻人带着建设大后方的任务，来到三台。

　　郑碧贤的家中还有几张仅存的老照片，上面的郑献徵戴着圆框眼镜，十分清瘦，看起来更像个书生，而不是掌管一县的官员。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建成了郑泽堰、接收了内迁的东北大学、实行新生活运动，让这座闭塞的西部县城知道了抗战，不少乡亲学会了说英语。下午，人们坐在街边喝着茶，观看学生足球赛。

　　70年后，当郑碧贤来到三台时，还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痕迹。听说郑县长的女儿回来了，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拄着拐杖，赶来看看“忠良之后”.几位老人拉着她的手，说起郑县长当年如何智斗恶霸、穿着草鞋上堰渠工地。“郑县长，晓得，晓得，哪个像后头有些龟儿子。”一位住在郑泽堰边的村民说。

　　郑碧贤感到特别意外，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一直以来，她的父亲被视为国民党官僚、人民批斗的对象。在看守所里，因为拒绝承认自己对人民有罪，郑献徵吞过一整瓶安眠药、用碎玻璃割过血管。如今，居然有人用“忠良”这个词形容父亲，郑碧贤握住那位老人的手，激动得直掉眼泪。

　　郑县长留在三台最深的那道痕迹--郑泽堰，也还在。如今，村民门口和地里流的水，就是当年堰渠建成后引来的。一位穿花棉袄的老奶奶站在自家的田地间大声对外乡人说：“代代人都要把这吃米的幸福记住，以前哪里有这么好过的日子，米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

　　三台县水管所已经退休的老所长李永双告诉郑碧贤，他的父亲当年参与修堰。接任水管所所长时，父亲对他说：“你要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管理好这条堰，当年郑县长带领我们修堰不容易。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飞，嗡嗡直叫，向我们扔了好多炸弹，涪江水被炸起冲天的水柱，我们没有一个退缩，怕啥子？哪个怕他龟儿子！我们知道有了这条堰，才吃得上白米饭。”

　　郑碧贤本来只是想来看看父亲修的堰，满足一下自己的愿望而已，她没想到竟让一段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

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三台县成为大后方的战略要塞。省里的领导打算调整人员，派个可靠的人去那里任职。

　　仅从日记中看，郑献徵一点也不像个要走仕途的人。上任三台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增加体重、偿还账务、拥有一所简单适用的宅子。一个月花了200块钱出去应酬、“随随便便买了些糖果”这种小事，他也要在日记中反省几笔。

　　有一次，他负责招3000名工人，郑家的人却一个也不用，得罪了亲戚。“我们怎么了，我们比别人差吗？”“我不能开这个先例。”他说。

　　周围亲友并不赞同他赴任三台，因为郑献徵一直患有肠胃炎，去那么偏僻的地方身体可能吃不消。他的回答是：“事关抗战大业，我应该以身许国，努力抗战救国工作，如果旧疾加重，只要不是不能思考，就一定努力到底，不计较成败，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奋斗到底。”

　　接到任命的第八天，郑献徵就动身上路了。对于三台的发展，这位年轻的官员已经有了初步规划。“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在日记中写完这句话，他还用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波浪线。

　　可问题是，想多种粮食，水从哪里来？

　　那时的三台刚刚经历了连续两年大旱，农作物干枯，小麦收获仅两成，百姓抬着“大佛寺里的老爷”在街上敲锣打鼓求雨。有人逃荒到外乡，剩下的只能高价向邻县购买黄谷，熬汤充饥。

　　三台县毗邻嘉陵江的支流涪江，但没有堰渠，水流不到田里。近两百年间，当地人多次尝试修堰，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