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没名分的“监工”,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少。农民围了施工队的吊车，她要管；有人想拿回扣，她要管；包工头不专心施工，她也要管。

　　好几次，郑碧贤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父亲修堰时的画面。

　　2010年3月26日，防洪闸一期工程完工。那天，霍连科也来了。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拄着拐杖的手一直在抖。附近的村民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霍连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

　　重修郑泽堰的工程竣工后，进水口拥有了前后3道防洪闸。当年夏天，洪水来了。住在河堤边的农民后来告诉郑碧贤，突然就看见涪江上掀起几丈高的黄浪，“好吓人哦！跑都来不及，我们一大家子人，有牲口有地，咋个跑？幸好新修的闸门管了用，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过堤坝了。”

　　2013年夏天，又一场洪水过后，郑碧贤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水都漫到家门口了，感谢你啊郑大姐，不然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

　　2012年，郑碧贤根据父亲的日记，父亲工作单位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书稿。“尘封在他日记里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一个可以追求理想、遵循道德的时代。”郑碧贤说。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故事，还有霍新吾、黄万里等一代人遥远的背影。

　　三联书店的编辑罗少强收到稿件后，当天下午就在电子邮件里给领导回了4个字：“赔钱也出。”

　　“现在有些官员，别说掏钱给大家做事，不把大家的东西化公为私就算好的了，工程质量问题也很普遍。但当时那些人，恨不得修个永远造福人类的工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艰难的抗战时期，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罗少强说。

　　填写选题申报表时，罗少强注意到，国家刚刚拨了一大笔钱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得到启发，受到良心触动，把这些工程修得好一点。”

　　郑泽堰旁边的崖壁上，曾刻有称颂郑献徵的碑文，但“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铲平了。如今，郑碧贤在高家桥对面，建造了十米高的郑泽堰纪念碑，上面的碑文由媒体人卢跃刚撰写。

　　“我去三台一看，完全被吓住了。”卢跃刚说，“郑泽堰完全继承了两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学。”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李氏父子，陈氏父子，郑氏父女，古今蜀中治水，血脉相承……治水者治国，修堰者修德。”

　　郑碧贤还打算为黄万里、霍新吾以及当年修建郑泽堰的民工塑像、立碑。但是，霍新吾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在村民记忆中的他，只有“鼻子很大，人胖胖的”这么一点痕迹。

　　如今，外乡来三台打工的老唐，也知道了郑泽堰的故事。在高家桥旁边的工地上，听说记者想找当地的老人聊聊郑泽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也能讲。”

　　“这个桥叫高家桥，有70多年历史了，下面灌溉好几个乡镇呢。”他指着不远处整修过的高家桥说，“这就是郑县长，郑大姐的父亲修的嘛……叫郑、郑啥子来着？”

　　他突然卡壳了，求助似地扭头望向身边的当地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