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当时他的作品已盛名远播，价格不菲。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名利，一般不轻易卖画，结果徐悲鸿画作的价格节节攀升，于是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其时，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挂出不少署名“悲鸿”的“奔马”、“八骏图”及水墨花鸟画，吸引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前往，售价、行情甚旺。

    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得知后，亲自前往察看这些惟妙惟肖的伪作，又经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制造假画的人，是当时的一个青年，名叫任仲年。

    任仲年虽年仅19岁，却练就一手模仿当代名画的绝技，不论山水、人物、花鸟，均达到乱真的水平，并以此牟取暴利。

    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悲鸿夫妇最终决定由蒋碧薇出面打官司，一纸诉状将任仲年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但令徐悲鸿夫妇啼笑皆非的是，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

    此案不了了之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太不健全，民国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上什么着作权维权了。另外，任仲年的父亲多方活动，打通了“关节”,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了。匪夷所思的是，造假者任仲年还振振有词地在法庭上狡辩道：“画上署名悲鸿，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一下子“你也悲鸿，我也悲鸿”成为当时的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