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报经济分析师    辛世语

　　近日，一项农民工及相关群体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另据资料显示，在全国每年约28．7万的自杀者以及约200万自杀未遂者当中，农民约占了百分之八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最为明显，农民心理与情绪状况是社会运行的一面“镜子”，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群体对社会变革的主观感受情况。农民既是一个心理特别敏感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对社会变革缺乏心理准备的群体，在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他们产生心理失衡和行为偏差，有些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行为可能，又将会对整个社会的动态运行和变革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土地。土地的不流动性，限制了农民的流动性，他们往往世世代代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只要不发生天灾人祸，一般他们是不会背井离乡的。而当农民走出乡村，走出田野，面对他们不熟悉的城市生活的时候，遇到的不仅仅是找工作谋生的物质追求，还有与之相应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享受。

　　心理问题说到底是人对环境的感知和认识，说透了就是人与环境互相适应并互相影响的过程。这一超越物质层面的变化会使人的心理发现变化。

　　随着城市化、产业化步伐加快，传统的农业生活开始受到来自现代城市生活的冲击，传统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等开始慢慢地同城市生活接轨。城市化是社会高度文明的产物。城市化对一个从纯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的人而言，一切都将重新开始，“选择城市”和“被城市选择”是今天每一个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必然抉择，就如同一个穷人进入富人娱乐部一样。这种环境的差异及变化会给心理带来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对进城农民的不公歧视；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的“自卑感”。初进城市的农民都没有一种归属感。歧视与自卑是孪生的兄弟。当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如何解决农民的归属感就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历朝历代的君主在实现大一统思想的过程中都把人口视为竞争的资源，而人口中主要的就是农民，封建历史中统治者从来都是看不起农民的。这种轻民思想可谓由来已久。现代社会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直接泯灭了社会的平等意识，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了身份的差别。农民进入城市，被称为"二等公民"，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间在社会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农民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的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城市居民由于先天具有的城里人身份，不需通过后天努力就可获得许多社会公共资源。农民心理问题取决于农民自身素质。围棋上常讲“平常心”，有无平常之心是做人的一种境界。“见了富人不自卑，见了穷人不自骄”，有这种心态的人才能干好大事。环境变迁和生存条件对农民是更大的考验。当社会需要大量的人才的时候，一个相同背景的群体会产生集约式的心理问题。进入城市的农民的心理既自卑又自负。虽然农民从心里非常希望得到城里人的承认和接纳，但农民身份又使他们在面对城里人时往往显得非常自卑，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况。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三五结伴的农民工踟蹰在街头，与城市中万家灯火所营造的温馨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城乡贫富差距的逐年加大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近年来，城市职工的工资普遍有所提高，又有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加上农产品物价比较稳定，粮食等食品类价格较低，大多数城市居民都能够较为从容地生活。而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危险性高的工作，但在收益的分配上，却是受益最少的群体。对于务农的农民而言，由于农户与农户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对农民个人的心理刺激也小，而农民工身处城市，对城乡差别有直接而强烈的心理体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认为，在交换者看来，整个人类的社会行动都可以视为“一种至少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交换活动，不论这种过程是有形或无形的，也无论其报酬或优价的大小如何”社会学家布劳使社会交换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他将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支付分为四种类型：金钱、社会赞同、尊重和服从。认为人们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希望得到的是公平，等价的交换。当交换不平等时，人们就会不满，愤愤不平，产生挫折感，滋生叛逆心理和报复心理，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威胁。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农村时他们就只有和本村人比较一下，并没有感觉到差距，但是一进入城市，与那些城市人相比，差距很明显。而“二元制社会结构所构筑的户籍制度壁垒却把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这种差距的希望打破。城市中繁华富裕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形成强烈的对比，由此产生心理问题则是必然的。

　　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我们要问的是：城市准备好了吗？对城市而言，一方面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使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力。90后新一代农民已经具有很强的平等意识，需社会引导并疏通他们的心理；另一方面，城市要建立和加大心理咨询体系，开通心理辅导热线和信箱，为新生代的农民服务。

　　一个不可抗拒的“民工潮”涌进城市，一个无法回避的心理问题摆在社会面前，这是中国历史性的变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必经之路，从物质到心理都要创造“让每一个农民有尊严的生活”的环境，这是我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