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城市化进程中的空心化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事关国家前途
鑫报经济分析师 辛世语
此前的系列调查报告中多次提到，随着多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农村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空心化进程日益凸显。而这些社会问题所映射的另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和亿万农民命运的问题是——一大批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出路与前途。目前，这个群体已占到中国农民工的60%，大约1亿。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对80后、90后的二代农民工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更是十分关切地要求各部委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鑫报之前的观点“城市化是今后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契合的是，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自此也成了从民间舆论到中央政策相一致的共识。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首先，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的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自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年龄从16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特别是在生活理念上，过去在城市孩子身上出现的问题现在也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他们之间甚至没有大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甚至电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正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工作选择的非理智性和不确定性，其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社会和企业需求之间存在对接错位，进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济网络的保障。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开放给世界惊奇的同时，也正在复制或重复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问题和困难，几乎所有的国家在发展中都遇到过大量农民由农村涌入城市带来的社会问题。读一读雨果的《九三年》就可知“外省人”来到巴黎后遭遇的自身尴尬和城市对他们的歧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应提供必要的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使“外省人”融入城市并幸福地生活。在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经济由出口外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之核心是“加快城市化步伐”，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在于广大农村的城镇化和全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这一关键节点上。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将被视为是中国未来经济的标志性事件。城镇化说到底是第二代农民市民化，只有第二代农民的市民化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然而，社会以及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当前尚不到位，很多地区把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看成是单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并非从中国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去认识它。
我们的城市和政府对农民入城，表面上鼓掌欢迎暗地里却歧视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排斥意识。另外，农民工入城务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受到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也是属于“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上述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和事件，与此不无关系。让农民工成为新市民以及我国如何完成基本城镇化的进程，是我国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我们认为需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需要打破户籍壁垒，确保其享有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追根溯源，即便是“农民工”这个词汇，恰恰是拜“枷锁般的户籍制度”之所赐，而在过去和当前之中国城市，一个人只要一沾上“农”字，就意味着他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和生活待遇。落实中央“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打破这种户籍壁垒，允许农民工自由迁徙，确保农民工在任何城镇或农村都可以享有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其次要解决他们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并非教育部门“一肩独担”。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领域，一些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培训机会，帮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和父母到城市打工的孩子，渴望在城市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不必回到陌生的家乡就读高中；在学前教育领域，年轻的农民工希望政府能够建起农民工子女幼儿园，为他们留城打工解除后顾之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区域联动、部门协作，解决好他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 当前，政府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试图推动农民工在输入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作。但是，输入地与输出地政策未接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农民工收入涨幅滞后于保险金缴纳额度涨幅等因素，部分抵消了政策利好，一些农民工甚至将养老保险当作定期存款，在年底集体提取。多部门、各区域应摒弃小利益，站在宏观角度深层次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留城生活的保障需求，以实惠的举措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毫无疑问，新生代农民工将是今后我国城镇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让其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是事关人民福祉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执笔：钱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