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中国，“三农问题”已经被谈论了很多年，中央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三农”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广大的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农业发展也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改良。但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天地要真正有一番大作为，必须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性变革，诸如家庭结构、乡镇治理结构、财产结构、产业结构、农民的消费结构，以及整个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城乡布局的结构，都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当前中国的农村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有许多研究中国“三农”的专家学者在经历了概念性、理论性的大辩论后，最终回归到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中国的农村只有进行结构性变革，才会有突破和发展。
在这里我们先来讨论人口结构的变革。随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曾经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被 从田地中大量解放出来，在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的他们被城市如虹吸一般吸进所谓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以及县城，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其实上这些曾经的农民对这个新的身份也是陌生的，望文生义大抵就是有着农民的身份却不种地而从事工业流水线的工作。既然工人、农民、医生、教师等等的身份都是按从事的工作来划分，那么为什么曾经的农民在脱离了土地、农村，在城市里干着这样那样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身份还会像奴隶主刺在奴隶身上的印痕一样得背负终身呢？城乡二元化结构的重新定义和划分是彻底解决人口结构变革的前提。正如陈志武老师说中国经济时谈到：“社会人口流动加大后，带给社会结构根本性的改变可能来得太猛，这就像中国两个多亿的农民工进城一样，社会大规模群体的流动后，其相应的各种制度必须跟上。……工业化浪潮打破了原先的社会结构，打乱了以后，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东西解体了……全国范围内有两个多亿的人在向城市流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有其是如此的大规模，刚刚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一个群体流动过，这个群体在二十多年中有58万，这就是出国人员，这群人对中国社会的改变其实很大，有些改变只有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看到。但是这个群体的规模比起农民工来说太小了，所以我想，如果有谁关注农民工进城后带给中国社会的改变，这也是个很大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课题。……”
的确，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也随之引发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之前当农民和土地紧密相连时，他们的生活区域也就在本庄本土，一般选择配偶也不会超过十里八乡。但是随着“进城务工大军”的出现，再很少有在外闯荡了几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本村去找对象，一般都会选择有同样打工经历的农民或者是城市青年为伴。而由这样的群体组成的小家庭，一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也不会按传统在农村盖房子。同时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但是他们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不再像自己甚至自己的父辈一样过苦日子。这些现象在很多人的眼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是长此以往通过这种最直接、最单元化的“城市化改造”，把处于乡村和城市的两个之前看上去毫无瓜葛的家庭，前所未有地拉近了距离。而这种以个人和家庭为单元的变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深刻真实的。
由此我们想更进一步讨论这样一个紧密关联的话题，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人不能随便换工作，所以那时的人力资本不能流动，也不属于自己，但是现在城市人的人力资本已经私有，并且能随时、随地流动，城市人可以自由地追求收入以及生活的最大化、最优化。相比之下，在土地流转制度出台之前，农民最核心的财富——土地却还是公有，不能被流动，农民的选择空间继续被限制，继续依附于土地。虽然他们也可以进城打工，但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在择业就业、医疗方面，他们只能在农民工的“工种”范围内选择，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和生活选择。所以通过农村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们认为要在制度改革上比如户籍制度上“下猛药”。
第二方面我们讨论农村消费结构的变革。随着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消费结构的变革也日益凸显。经济史的事实表明，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过程，最终总是表现为社会消费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即消费结构的不断扩张、普及与更新。先是少数人的消费结构中出现新消费品、产生新消费形式和扩张出新的消费层次，然后，这些新消费按社会的收入水平由高而低依次普及到人民大众中，从而使全社会的大众消费结构不断扩张与更新。这种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普及过程，是社会消费结构发展的必经途径。举例说商务部推广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让便利店进到村镇，“家电下乡”、“家电下乡”等等，都通过这种网络销售的形式刺激改变农村的消费结构，将最初的大众消费结构由非常简单的吃穿住，改变到后来简单工业品、文化性消费进入普通家庭。农村的消费结构呈现出相对丰富的多层次结构。消费结构变化引发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的变化，这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生活上林林总总的变化，让农村人口的思维方式也被“工业化过电”，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未来农村的影响是积极而不可估量的。因为在生产关系中，劳动力是最关键和活跃的因素。
第三个方面我们想谈一谈在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这样讲，农业的产业结构的扩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深层动。因为农业产业结构层次太少，可以容纳的劳动就少，从而难以产出足够的农业劳动价值与工业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这时候我们常说的工业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就出现了。由于剪刀差的存在，迫使想富起来的农民，必须兴办工业和商业，乡镇企业于是乎异军突起。10年前如果到乡村去过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兴办乡镇企业大潮”，几乎是“乡乡冒烟、村村点火”。但是，乡镇企业本身是工商业而不是农业，它只能部分地解决农村人口收入过低的问题，并未解决农业劳动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以要解决或者缓解农业劳动在商品交换与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这种市场不对等现状，真的需要做结构性、宏观性的调控手段。比如可以尝试加大政府和社会在农业上的投资，这应该是发展农业的产业结构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结构性的“铁腕支持”，我国农村的发展很难出现持续性、协调性的科学发展。
通过上述拉拉杂杂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城镇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延伸和终端。这一点可以说我们跟很多仁人志士想到一起了，鑫报3月10日A13版“聚焦2010全国两会”专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的突破口》。文章中提到：作为城市的“尾巴”和农村的“龙头”，县城成为统筹城乡“双向互动”的最好结合点。所以我们再次明确一个观点：中国农村结构变革不是理论和概念的“空对空”，而是要从结构变革上下工夫，把现代社会和企业治理的办法引进到乡村治理中，敢于打破历史遗留的条条框框，建立新时期新农村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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