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综合运用 理字立骨，五彩斑斓

　　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善用形、事、情、理、典“五诀”,穿插组合，形成五彩斑斓的动人效果。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借形说理

　　毛熟读中国古典小说，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6年7月版第889页）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

　　比如，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9月第1版，第1095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借事明理

　　叙事多用于纪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给傅作义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455页）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

　　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做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

　　--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憧憬之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

　　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段，但完全是诗的语言。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作品的始终，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

　　借典证理

　　领袖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 “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