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梁衡 作者为着名散文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大标题选自毛泽东词《菩萨蛮·大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