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年底，胡宗南派刘钊铭到长沙招考了六百多名青年学生。

　　在1938年2月，胡宗南派人到淮海沦陷区招考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

　　还有，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抗战发生，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就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先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一批青年与学校童子军，成立抗日宣传队，支持上海前线抗战。后来，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有五十多人，由李兰芳任团长，在1937年12月底从长沙前往武汉，经胡宗南亲自面试，到河南信阳正式加入胡宗南的第一军。后来，胡宗南将其中一些人送入七分校，其他人送到胡军各部队中作政治工作。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解散。

　　胡宗南从以上这些青年学生中，考选了千余人，作为创办第七军分校第一期学员。

　　后来七分校又奉命接受了康泽在王曲所办的“特种训练班”的学生与顾希平带往西安受训的一批江苏省籍青年；又从冀、鲁、豫等地沦陷区招录了一些青年学生。胡宗南指示将这些青年学生经考核后，选送合格者入七分校，编为几个学生总队，以李正先等人为总队长。

　　第七军分校对入校学生与受训人员分科施教。其中设几个步兵学生总队，专门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培养初级军事指挥人才与参谋人才；两个政治训练队，专门施以政治教育训练，培养政工干部；一个边语训练班，是专门施行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外文人才与外交人才；一个特科总队，培养军事情报、保卫等特工人才；两个军官大队，专门调训部队中下级军官；两个军士教导团，则是培养训练部队基层政工人员，即所谓“政治军士”等。学校另有一个练习团与一个输送营。每期学生的学习培训时间约一年。全校官兵师生最多时达到两万余人，不仅超过其他各军分校，也超过成都中央军校本部。

　　胡宗南将在1938年5月进入第七军分校、1939年3月毕业的第一期学生，按照黄埔军校创办后所毕业学生的序列，编为黄埔第十五期。从这期开始，胡宗南在七分校共召了五期学生，到第十九期结束，共培养毕业学生三万八千余人。胡宗南统称之为黄埔大家庭成员，源源不断地充实到胡部各军中，成为胡部中、下级军官增补的最主要来源。胡宗南对这些七分校毕业学生与受训人员十分重视，视之为自己的门生与亲信，往往优先安排工作与提拔职务。过去，胡宗南在其部队中用人的标准是“黄陆浙一”,即是黄埔出身、陆大深造、浙江籍贯与有在第一师从军的经历；自七分校创办后，改为“黄陆浙一七”,即加上了在七分校毕业或受训。胡宗南利用七分校不仅培养了大批青年军官，通过他们进一步控制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而且还培训了不少杂牌部队的行伍军官，使他们黄埔化，消弥了部队中的一些矛盾，并在无形中逐步改造与吞食了各非嫡系部队，有力地推动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建立与发展。

　　直到1947年，因国民政府下令停办各地军分校，西安第七军分校就将第二十期学生合并到成都总校。七分校遂告结束。

　　胡宗南在创办第七军分校的同时，又创办了专门培养文职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该校校址设在西安城西南隅原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遗址。胡宗南以该校招收那些因体力不合格不能入第七军分校的男知识青年与女学生，加以教育训练，培养成军队与地方的政工干部。后来该校还招收陕、甘、豫的地方干部加以培训。胡宗南援例请蒋介石兼任“战干四团”的团长，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任副团长，胡自己任教育长，先后任命周士冕、葛武棨等任副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在团部下设教务处、政治部等机构。该校经常受训的学生与干部达两三千人。

　　后来，胡宗南又在西安南七十里之翠华山太乙宫，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联合举办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训练游击干部。因为汤恩伯曾在1938年冬担任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有这方面的经验。胡宗南与汤恩伯约定，该训练班的教育训练由汤恩伯主持，事务由胡宗南派员主持，学员亦由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与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两部队军官中，逐次抽调参加学习。后来扩大到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等地的部队。训练班的主任援例由蒋介石兼任，以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任副主任，蒋鼎文为教育长，胡宗南为副教育长，汤恩伯为总教官，办公厅主任由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列兼任。1940年蒋鼎文他调，先后由胡宗南、陈大庆、陶峙岳、缪徵流等人担任。训练班规定，每期学员学习受训六个月。第一期成立了四个学员队，以后有所扩大。该训练班共办了十二期，培训出来的学员被派遣到沦陷区开展活动，组织敌后部队，配合中国正规部队作战。

　　此外，胡宗南还在兰州设立“西北干部训练团”,轮训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地方军政人员，其性质同于西安的战干四团；在西安、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相继开办了军医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财会学校等，都成为日益壮大的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胡宗南所办的这些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与培训了为数可观的各种军政人才，不断补充到胡宗南的各部队与其他各部队中以及地方党政机关中，充实了中国抗战力量，也扩大了胡宗南个人的势力与影响。但由于这些学校的机构过大，发展过快，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机构普遍的腐败，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种种官场恶习。如第七军分校在各地招生中，为了追求数字，以及拉关系、开后门等原因，竟每期都招收进许多身体过弱、文化过低、年龄过大的人进校作入伍生，根本不适合培训。仅在第十五期第二总队学员中，三四十岁以上的学员约占学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年龄最大的学员竟至50岁，而年龄最小的学员却只有15岁。

　　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6页。这就必然要影响第七军分校的学习与训练。这些情况传到重庆的军训部。这是在1940年，正是白崇禧任军训部部长，他有权管中央军校及其各分校，就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七分校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甄别。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又极爱面子的人，为了应付军训部检查，竟指示部属，利用七分校学员人数多、驻地分散的特点，要求军训部主持考核的人员采用轮流考核甄别的方法，然后就在七分校中组织一批体格强健、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后来还将西安市内的一些中学生也拉来代考。白崇禧发现了这些情况，就规定在考核甄别时，要对照学员的照片，而且不仅考学科，还要考术科。这就使得那些冒名顶替者破绽百出，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结果淘汰了一二千名不合格的学生，白崇禧下令遣散。但那些被遣散的学员不愿离校，游行示威，在打砸了七分校校本部后，又向西安市区进发。西安为之戒严。胡宗南急派亲信部将张新等人去劝阻学生。胡对张新等人说：“你们赶快去收容这些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张新等人就对那些被淘汰的学员们说：“应该打的是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保证大家都有工作。”许久，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胡宗南后来对这批被淘汰的学生用“补考”、“试读”、“旁听”等名义，仍将他们留在七分校，后来都发给毕业文凭，分发到各部队中去。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责任编辑：陈冬梅)